第37章（第4/5页）

“依你的意思，我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喽？”

“我没那么说。”

“可你就是这个意思！老周啊！这不是我人格有问题，全世界你打听打听，对待象他这样的情报员，哪家情报机构不是这规矩？”

“也许你说得没错，不过人都是有思想的，而老郑这个人，往往想得又比别人多。”

“想得多也不行！个人利益绝对不能高于集体利益！”

陈国华叼着香烟，默默无语。他知道自己无权去说服老钱，也不可能再跟老钱说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经过反右斗争后，再让一些中国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恐怕要比登天还难。

事实证明：郑耀先果然不想见老钱。他不管你从哪儿来，也不考虑自己是不是被专政对象，只要觉得没必要，宁肯装病也绝不抛投露面。结果弄得老钱是趁兴而来败兴而去，两个人这暂短的交情，算是出现了裂痕。

1958年4月初，郑耀先和韩冰的处理意见被批复下来：发回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这个名词对于郑耀先来说，是个非常新鲜的新生事物，它不同于刑事犯，也不由法院来判决，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针对某些特殊人群，实施的一种特有的专政手段。“劳动改造”到底能改变什么，郑耀先不清楚，韩冰也不知道，但二人凭借那绝顶聪明的脑袋，不约而同推算出自己的命运将是苦不堪言。

“这还不抵给我判个几年呢……”临行前，郑耀先私下对韩冰说道，“就我这腿脚，这身板，还能干个什么活儿？”

“干活那是抬举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劳动者啦？”一声幽叹，韩冰的神色凄凄惨惨，“改造，你还是从‘改造’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吧……”

“那我们不是惨啦？”

又是一声长叹，韩冰抹抹脸，恨恨说道：“命啊！这可真是命啊！自从遇见你，我这日子就没怎么好过！”

“这不能怪我，谁叫你没事连做梦都盼着抓我？”

“废话！你是贼我是兵，能不抓你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哼哼！我照样不会客气！”

“那你就慢慢抓吧！哼！榆木脑袋！”

俩个人时常会发生点小磨擦，但磨擦也是一种交流，这并不妨碍双方对未来命运的共同探索。

在马晓武刻意安排下，回到农场的两个人，一开始并未象其他右派那样参加重体力劳动，而是在食堂继续从事着切葱剥蒜工作。不同的是，大师傅老李再见到这二人时，多了个下意识转身动作。同事之间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已是不可能了，地位和阶级立场的对立，无形当中在众人之间树立起一堵厚厚的柏林墙。

老李不再犯病了，可他那双眼睛瞥向郑耀先时，依然有些古怪。晓武来农场也不象以往那么频繁了，这到不是说他嫌弃郑耀先的身份，主要是工作和家庭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压力。五七年的反右以及丈夫频繁的“失踪”，令小李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她的精神总是处于压抑和紧张状态，甚至在正常工作中，也频频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因此，考虑到小李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和市公安局的合作关系，检察院领导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将她调离原工作岗位，从事一些简单的文职工作。

五七年是新中国的一道分水岭，五七年之前和之后的人际关系，将从单纯逐渐过渡到复杂化。如果说反右斗争只是让中国人放弃讲真话的最低道德标准，那么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则将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美德彻底践踏。

有人说，反右斗争是为随后而来的“大跃进”作铺垫的，伟人的魅力就在于：他可以将战略目光放在常人所看不到的位置上。通过反右运动阉割掉中国人骨子里那坚持真理的血性，便为后来通过“浮夸”和放“卫星”制造个人业绩，奠定了顺理成章的舆论基础。

当农场广播里传来“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时候，郑耀先正在洗白菜，听到这消息，他只是微微一笑，随即无奈地摇摇头。一个小时后，正在洗白菜的郑耀先，听到广播里“河北省XX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时，忍不住张口骂了句：“呸！河北人真他妈无耻！”

一旁的韩冰冷冷瞥他一眼，而厨房大师傅老李，则一溜烟逃之夭夭。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小麦亩产一千斤这是个很普通的数字，但是在刚刚建国还不到十年，经济文化及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中国，出现亩产小麦12万斤，那就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了。而且这种奇怪想象并非只发生在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整个中国，每天都在被这种奇怪想象所充斥包围着。河北省徐水县就是因为亩产12万斤这颗奇怪“卫星”，而享誉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