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秋风秋雨愁煞人（第6/10页）

这句话一出，徐锡麟顿时释然了。

因为在毓朗的话中，提到了剖心肝这一酷刑。

“剖心”之刑，是当时一个十分特殊的刑种，来源于“清末四大奇案”中的“刺马案”。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南京，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刺杀，刺客行刺后的举动非常奇怪，并未趁乱逃离，而是站在原地束手就擒，并且对着人群大声宣称自己是张文祥，唯恐天下不知似的。这便是举国震惊的“刺马案”。“刺马案”发生后，慈禧颁布懿旨，先后命直隶总督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赴南京审理此案，但经过长达半年的审讯，却始终没有查出实情，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动机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最终结案也是稀里糊涂。刑部尚书郑敦谨在审结此案后，感叹官场黑暗，竟没有返回京城，而是直接上疏以病乞罢，就此辞官还乡。正因为疑云重重，此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 以及“太原奇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在“刺马案”审结后，张文祥的最终结局是剖腹挖心，用以祭奠马新贻的亡灵。“剖心致祭”，就此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特殊刑种，一旦使用，就必定是用来处死刺杀了朝廷命官的刺客。

如果恩铭没有死，自然就不会将徐锡麟“剖心致祭”，但毓朗说出了“剖心肝”的话，而且口吻之中满含深仇大恨，言下之意，便是恩铭已经死了。徐锡麟稍一转念，便明白了过来，当即狂笑道：“你这么说，那恩铭必定是死了！我愿足矣，明日就是千刀万剐，亦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

毓朗被徐锡麟的狂笑声震住，一时间竟哑口无言。

冯煦接着审问道：“你还有哪些同党？一一招来！”

“革命党人多得是，”徐锡麟回答道，“唯独安庆府只有我一人。”

冯煦又问：“你与孙文是否一党？”

“孙文？哼，他还不配来指挥我。”徐锡麟冷笑着说，“此事是我一人所为，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担当，莫要牵累他人！”说完这话，徐锡麟又狂笑了数声，大声喝道：“拿纸来！”取来纸墨后，他立即提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长达数千言的供词。

徐锡麟在供词中写道：“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为了保护巡警学堂那些负伤被捕的学员，徐锡麟又在供词中写道：“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剁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是我诱逼他们的。”最后几句话写道：“我自知必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落款为“光汉子徐锡麟”。

案结讯毕，冯煦命人找来照相师，要给徐锡麟拍一张照片放在供词之中。照相师拍完后，徐锡麟却道：“刚才我没准备好，脸上没有笑容，岂可留之后世？再拍一张！”照相师只好重新给徐锡麟拍了一张照片。

革命党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了封疆大吏，此事震惊了清廷中枢。

军机处收到两江总督端方发来的急电后，立即开会商讨处置办法，决定对徐锡麟“夷灭九族”。

但肃亲王善耆是清廷中较为开明的人，他认为“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于是赶去军机处劝言，最终使庆亲王奕劻等人改变了主意，电饬两江总督端方从宽惩办。

然而端方深恨革命党人，电令冯煦将徐锡麟“剖心致祭”，同时为了迅速平息事态，稳定南方各省的人心军心，端方命令冯煦立即执行处决。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安庆城暴雨如注。

安庆巡抚衙门东辕门外刑场，徐锡麟慷慨临刑，死前留言：“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

徐锡麟被刽子手斩首，随即剖腹取出心脏，用以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后被恩铭的亲兵炒熟下酒。

徐锡麟死后，马宗汉备受酷刑五十余日，始终不肯吐露光复会的任何信息，最终被杀于安庆府鹭鸶桥监狱。

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廷高官人人自危，谈革命党色变。为保性命，这些高官有的深居简出，有的设军队以自卫，有的出行时不许当地官员迎送，以免引来革命党人的注意，更有甚者，竟然派人秘密远赴日本东京，向革命党人输诚，表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

孙文在徐锡麟死后写道：“其时慕义之士，闻风而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速义者踵相接也。”徐锡麟刺杀恩铭所造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