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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是和幸啊。”父亲看到我,张开千斤重的嘴。

我问父亲在做什么。

“不,没什么。”父亲从诊疗台上下来,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在这里看过多少个病患呢。”

“如果换算成牙齿的数目,那数字一定更惊人。因为一个人不见得只看一颗牙。”

父亲听了我的话,落寞地笑了。“是啊。”

父亲环顾室内后说:“剩下的明天再收。把电灯关掉,那边的东西不准碰。”然后往门方向走去。

我跟在父亲身后,看到身旁的一个瓦楞纸箱,停下了脚步。里面放了许多药瓶,其中一瓶上头写着“昇贡”字样。

我悄悄地将那个小瓶子放进了夹克口袋。

搬到租赁的房子后,我还在原本的国中上了一阵子学。原因出自于父亲拖拖拉拉,没有赶快把该办的各项手续办好。我曾经在从学校到车站的途中绕远路去看过从前的家。那栋古老而气派的日本古厝失去了主人,仿佛一座巨大的坟墓般沉没在群屋当中。

不久,我正式确定要转学了。几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舍不得我要离开。当然,拼命扮小丑博得欢笑,也是他们舍不得我的原因之一。

最依依不舍的要算是木原雅辉了。

“好不容易成为朋友却要分开,我觉得好遗憾。”他说。

“我也是。”

我送给他披头四的黑胶唱片。那是他们东京公演时的盗版唱片,虽然不太能听,却是我的宝贝。他收下后很感动,说在我最后一天到学校上课之前,也会准备东西送我。

有一天,我一如往常地来到旧家附近,发现一群男人开始拆房屋。他们用推土机推倒围墙,铲平树丛,轻而易举地折断梁柱;土墙如纸般应声倒下。

没花多少时间,那栋历史悠久的古厝就在我的眼前化作一堆瓦砾。男人们一脸工作告一段落的表情,开着卡车扬长而去。

等到四周不见人影,我往旧家的断垣残壁走去。我的家,彻底变成了粉尘灰烬。光看几片残破的瓦砾,根本不知道那曾是家的哪个部分。

有钟摆的挂钟摔在地上。我记得,那原本是挂在二楼那间放棉被的房间里。只要有不如意的事,我都会跑到那个房里哭泣。望着那个挂钟,我的眼眶热了起来。我蹲了下来,小心忍住声音地哭了一会儿。

过了一阵子,我感觉有人在看我,抬起头一看,阿春站在路旁静静地盯着我。她一和我四目相交,一脸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表情,慌慌张张地离去。她大概是买完东西要回家吧。身上穿着围裙,手上提着菜篮。说不定她已经找到了新的雇主。

父亲说要解雇阿春的时候,她要求父亲连本带利,全额支付之前积欠的薪水。

“那个女人知道我跟不动产业者见面,企图总有一天要我连本带利付她薪水,所以之前她才会坑都不吭一声。”阿春回去之后,父亲恨得牙痒痒地说。

三月的结业式那天,也是我和大家道别的日子。明天起就是春假,同学们的脸上满溢着雀跃之情,只有我是满腹的不痛快。离开大家并不难过,我却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不安的心情压得我快要喘不过起来。

对我完全没帮助的女班导向同学宣布我要转学,一听就知道她是故意选择煽情的辞藻,害得我光是站在她身边听她讲话都觉得难为情,结果果然没有任何一个笨蛋因为她的话而流泪。

最后,班导要我向大家道别。我走到教室前面,说了些连自己都觉得冷淡的话。教师并不满意我的发言;至今喜欢看我扮小丑的同学们也是一脸期待落空的表情。

那天,木原到车站送我。好像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来了,不过我完全没有印象。对当时的我而言,木原是唯一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是会想,要是小学的时候就遇到他该有多好。

“这个送你。”他递给我一支钢笔。我知道这是他经常在英文课上用的笔。

“这样好吗?”

“当然好。还有这个。”他又从书包拿出了另一样东西。

那是一本纪念册。打开一看,里面写满、画满了同学的签名、留言和涂鸦。长期以来,我在班上一直戴着小丑面具,不过看到那本纪念册的时候,我的内心到底还是澎湃激昂的。

谢谢,我小声地道谢。

我搭上已进站的电车。其实,我又不是要到别的县去,今后想见面的话随时可以见得到面,但当我在电车里向大家挥手道别时,却有一种今朝离别后,永无相见日的愁绪。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木原见面。后来,成绩优秀的他进入我怎么也进不去的高中,上了国立大学的国文系,毕业后并且在总公司设在东京的报社工作。不过,这件事和我的命运倒是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