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

里奥抬头凝视18号楼公寓——这是一栋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层建筑。现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个一天都用来处理一项毫无趣味又无足轻重的任务。根据民兵事故报告,在铁路上发现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岁零十个月大。该男童一直在轨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辆客车从身体上轧过。这趟21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司机在停靠第一站的时候就发送信息,说列车在离开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后不久就看到轨道上有人或东西。列车到底有没有撞到该男童,现在尚不能确定。也许司机不愿承认自己撞到这个小孩,但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是谴责谁的问题。事情本该就此了结。

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部成员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是不会卷入到此类事故当中的。他能做什么呢?对家人和亲戚来说,丧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说,从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没什么意义。除非他们出言不慎,否则粗心的孩子不会成为国家安全部关心的对象。然而,这个特殊的情况已经变得出乎意外地复杂。孩子的父母亲有些悲痛过头,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儿子(里奥看过报告,记得孩子名叫阿尔卡迪)要对死亡自行负责这个事实。他们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是被谋杀的,但至于被谁谋杀——他们也不得而知;谋杀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同样不得而知;这样一个事故怎么会发生——他们还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们没有合理可信的论据,但他们掌握情感力量。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说服那些容易轻信的人:邻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听他们讲述的人。

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孩子的父亲费奥多·安德列夫本人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基层成员,是里奥的一个下属。他除了更了解情况之外,还利用职权影响力让人相信这个不可能的说法,简直让国家安全部名誉扫地。他的行为已经越界,已经让情绪模糊了自己的判断力。如果情况一直得不到缓和,里奥今天来这里的任务可能就是拘捕这个人。整个事情一团糟。为了赶快解决这件事,里奥被迫暂时丢掉一项真正敏感的任务。

里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与费奥多见面,而是从容不迫地上楼,一边思忖今天如何了结此事——警察的反应。他从未打算进入国家安全部;他的职业生涯源于兵役期间。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他被招进特种部队——负责特殊任务的独立运动步枪旅。这个部门的第三、第四队伍从中央体育大学选拔人才,他当时就是该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在竞技与体力这两方面进行严格挑选,然后将这批人送往位于莫斯科北边的梅季希的一个训练营,在那里接受近距离搏斗、武器训练、低空跳伞以及使用炸药等训练。该营地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国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的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这两支队伍直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不是在军事上,而是他们的任务性质反映了这一点。被派往敌人后方、破坏基础设施、收集情报、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就是秘密袭击者。

尽管需要谨守秘密,但里奥还是很享受独自行动的整个过程。他喜欢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事实,或者说这样一个感想。他一直发展得很顺利,曾受过苏沃洛夫勋章二等奖章的奖励。他的客观冷静、战绩、出众的相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国家绝对忠诚的信仰让他成为苏联解放德占区的功臣。他和一帮来自不同部门的士兵围着一辆被烧毁的德军坦克拍照,他们将枪举向空中,脚边都是死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表情。背景是来自被烧村庄的缕缕浓烟。破坏、死亡、胜利的微笑——里奥,由于长了一口整齐的牙齿和一副宽厚的肩膀,被推到照片的前面。一周之后,照片被刊登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里奥收到各方人士的祝贺,有陌生人、军队、市民等,他们想要和他握手拥抱,他成了胜利的象征。

战争结束之后,里奥从独立运动步枪旅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安排似乎顺理成章。他对这种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这是上级为他铺的一条路,他只需要趾高气扬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国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义不容辞。如果他们要求,他会去科力马河地区的北极冻原管理那里的劳改营。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战胜了法西斯,这个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保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宣扬工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支付给他父亲——装配线上一名普通的弹药工人——的薪水相当于一名完全合格的医生。尽管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并不总尽如人意,但他对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不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称心如意。为了这个目标,里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