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3/9页）

格但斯克的旅馆都一样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发着一股消毒过的小便池的气味；登记住宿的手续简直跟领养孩子一样麻烦，而且花的时间还更长。给我登记的房间后来发现已经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说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个房间，再让女服务员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种种恶心痕迹清理干净，天色已近黄昏，我该让奥斯卡知道我已经到了。

每个情报员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夏天的时候喜欢钓鱼，我的前任曾经在河边跟他有过好几次成功的交谈。他们甚至还一起钓到了几条鱼，不过因为受到了污染，这些鱼根本没法吃。但当时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会跑去钓鱼。到了冬天，奥斯卡的习惯就变了，他喜欢到港口附近一家专门招待小官员的俱乐部去打台球。这个俱乐部里有一部电话。我的前任会说波兰语，他想和奥斯卡见面的时候，只要往俱乐部打个电话找到他，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一番，谈话的基础就是他假称自己是奥斯卡在海军的老朋友，名叫莱赫。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见你，咱们喝一杯。”这话的意思是：“一个小时之后，开着你的车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会说波兰语。另外，按照海顿事件之后制定的谍报技术法则，重新动用一名间谍时决不能采取原有的工作程序。

奥斯卡在他的信里提供了三家咖啡馆的电话号码，还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馆里的时间。之所以提供三个电话号码，是因为其中某一部电话很有可能会坏掉或是占线。如果三个号码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得利用车子来接头，奥斯卡也说了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站在哪一个电车车站等他。他还提供了他新买的那辆蓝色特拉贝特121的车牌号。

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安排似乎都让我处在了一种被动的地位上，这是因为此类会面有一条铁律：在一线工作的间谍就是上帝，只有间谍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样的程序对他来说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奥斯卡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见面之前非得在电话里交谈一番。但也许奥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许他是害怕掉进圈套。也许他是想在冒险之前听听我的声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要带个朋友一起来；他想马上撤离；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技术里还有第二条法则，跟第一条一样毫无余地：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不合常理的情况视为家常便饭。一个优秀的情报官员应该预计到，他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会全部崩溃。他应该预计到，那个电车车站有可能恰好处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间，那天早晨奥斯卡有可能会开着车撞上电线杆，也有可能发烧到四十度；奥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说服了他先索要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再继续和我们联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偏偏要早产。所有的诀窍——我反反复复地跟学生们念叨这个道理，弄得他们都讨厌起我来——都在于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别信。

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