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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其实啊，内德，匈牙利真他妈是个很难啃的目标，我得说，”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地方太开放了。公开的目标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宝，就只能搞点人人知道的常识——这玩意谁要？特奥多尔给美国人弄到的东西，那才叫了不起。”

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给美国人弄到了什么呢？”我问道，“除了电台上说的心灵啊意志啊之类的，还有那些没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显出了一副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内德老伙计，恐怕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这个名单上。”

几天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我给格罗夫纳广场105的拉塞尔·谢里登打电话辞行。谢里登是美国表兄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不过他也负责他们在西欧地区的行动。我耐着性子说了一会儿客套话，然后随口提到了特奥多尔的名字。

“哦，那就得让慕尼黑来说了，内德，”谢里登很快说道，“你了解我。我从来不去侵犯别人的地盘。”

“可他给你们帮上什么忙了吗？我只想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情报员的激情确实会耗光的，对不对？都十五年了啊。”

“这个嘛，我们倒觉得他给你们帮上了忙，内德。照托比的说法，你准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听托比说，你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托比。不过我不是个尖刻的人。在间谍这一行里，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说“不”总是比说“是”要容易。抵达慕尼黑时，我已经准备好相信特奥多尔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确认。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