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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记住，”史迈利诚恳地劝告他年轻的听众，假如他得请求他们在离开之前把善款放进募捐箱，想必也会选择同样的语气，“受过私立教育的英国男士——还有英国女士，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是全世界最会装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息下来，“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可耻的教育体系不改变。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油嘴滑舌地哄骗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巧妙地隐匿自己的行动，没有人比他们更难于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本来自己都给吓傻了，偏偏表现得比谁都勇敢；本来痛苦万分，偏偏装得比谁都开心；本来恨透了你，偏偏比谁都会拍你的马屁。论起这些本事，谁都比不上来自所谓特权阶层、喜好社交的英国男女。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说不定正在经历高达十二级的精神崩溃，可即使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却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最难以指挥的情报员就是你们自己。”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

“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

“明信片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书桌里。你们两位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听起来有点刻意，对不对？明信片是什么样的？”人事组的头儿说着又拽出一只抽屉，“你给我待那儿别动。”

“正面有个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写了几行字。明信片是什么样的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上头写着：‘亲爱的内德，这是我刚钓到的，你不在这儿我可真高兴。爱你的本。’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又拽开了一个抽屉。

“很高兴我没法跟他抢女朋友了吧，我猜。是个玩笑。”

“你常常抢他的女人吗？”

“我们从没和同一个女人交往过。从来都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愤然说道，“你们他妈的到底要找什么？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你们两个。”

“我找不到，”人事组的头儿把我的又一叠私人信件丢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么明信片都没有。你该不是在撒谎吧，内德？”

神情严肃的男子始终在盯着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旧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同情，仿佛在说这种事轮到谁头上都有可能，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明信片是怎么送来的，内德？”他问道。他的嗓音跟他的举止一样，也带着试探和惋惜的意味。

“邮寄来的。还能怎么送？”我粗鲁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开邮件？”神情严肃的男子伤感地说，“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情报部的邮袋？”

“是军队邮件，”我答道，“战地邮局。从柏林寄出，贴着一枚英国邮票。是本地邮差送来的。”

“内德，你还记不记得战地邮局的编号了？”神情严肃的男子极为谨慎地问，“我是说邮戳上的编号？”

“就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编号，我想。”我反驳说。在如此谦恭有礼的一个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气冲冲的状态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号吧。这有什么要紧的？我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