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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把钱全押在黑牌上，吉勒姆望向咖啡屋窗外，一面想着：你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妻子，你还没出世的孩子。然后等待着，一小时又一小时，等着庄家旋转赌轮。

他早已见识过柏林，当时这里还是冷战世界的首都，当时从东到西的每一个交会点，都陷入重大外科手术式行动的紧张状态。他还记得，在像这样的夜晚，大批柏林警察和盟军士兵常群集在弧光灯下，跺着脚，咒骂寒夜，烦躁地把来复枪在两肩换来换去，呼出的白色雾气，喷到彼此脸上。他还记得，坦克车蓄势待发，发动机轰隆隆地保持运转，枪管挑选着另一边的目标，虚张声势。他还记得，突如其来的警报悲鸣，军警冲向伯诺尔街或有人企图逃跑的其他地方。他还记得，消防队的云梯升起；命令说回击；命令说不要；死者，有些是情报员。但今夜之后，他只会记得像这样的夜晚：如此阴暗，让你想要带只手电筒上街；如此沉寂，让你可以听见河对岸来复枪扣上扳机的声音。

“他会用什么掩护？”他问。

隔着小小的塑料桌，史迈利坐在他对面，手里握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在外套里，他看起来非常小。

“朴素的东西。”史迈利说，“适合的东西。渡河来的，大多是领养老金的老人，我猜。”他抽着吉勒姆的烟，注意力似乎全在烟上。

“领养老金的人干吗来这里？”吉勒姆问。

“有些来工作，有些来探亲。恐怕我没仔细问。”

吉勒姆还是不太满意。

“我们领养老金的人不想让人知道内情。”史迈利卖弄幽默地加上一句，但不太成功。

“你告诉我了。”吉勒姆说。

咖啡馆位于土耳其区，因为在现今的西柏林，土耳其人是最穷困的白人，这里的地产因靠近围墙，所以最糟，也最便宜。史迈利和吉勒姆是仅见的两名外国人。在一张长桌上，坐了一家土耳其人，嚼着无味的面包，喝着咖啡和可口可乐。孩子们头发修短，有着难民般困惑的大眼睛。老旧的录音机里传来伊斯兰音乐。硬纸板搭成的伊斯兰式拱形门廊，垂下一条条塑料彩带。

吉勒姆的目光又飘向窗外那座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架铁路的桥柱，接着是一幢老旧的砖房，山姆·科林斯和他的团队已偷偷征用此地作为观测中心。过去两天，他的手下已悄悄进驻。然后，他看见钠弧光灯的白色光晕，后面是一道栅栏关卡，接着是一座碉堡，再来是桥。这座桥仅供行人通行，要过桥，只能穿越一条像赏鸟步道般围以铁栅的走廊，有些部分只容有一人的宽度，有些部分则有三人宽。偶尔，有人通过，都保持着低调的神态，稳定的步伐，避免引起哨塔的警觉，然后抵达西方，踏进弧光灯的光晕中。在日光下，赏鸟步道是灰色的；在夜晚，不知为何是黄色的，而且异常明亮。碉堡位于边界内约一两码处，屋顶正控制住关卡；但掌控一切的是塔楼：耸立在桥中央的铁黑长方柱体。连雪都避塔楼而远之。雪落在阻断桥梁交通的混凝土锯齿上；雪片在光晕里飞舞，在关卡旋绕，然后落在潮湿的鹅卵石上；但哨塔却独独幸免，仿佛雪花也不能凭自由意志欺近前来。在超出光晕笼罩的范围处，赏鸟步道缩窄成最后一道大门和一个牛栏。但那道大门，托比说，可以从碉堡内部电动控制，只要一有情况就可以立即关闭。

时间是十点三十分，但也可能是凌晨三点，因为沿着边界，西柏林已在黑暗中沉睡。在靠内陆的部分，这个孤岛城市可能还喧闹不休、酒色横流、纸醉金迷；“新力”的商招、重建的教堂与议事厅可能灯火辉煌，像游乐场；但边界地带从晚上七点就一片漆黑沉寂。靠近光晕处，矗立着一棵圣诞树，但只有上半部有灯光，从河对岸望去，也只有上半部看得见。这是一个绝无妥协的地方，吉勒姆想，这是一个没有第三条路的地方。无论他偶尔对西方民主抱持如何保留的态度，在此地，在这个边境，就像其他许多事一样，一切都已消逝无踪。

“乔治？”吉勒姆轻声说，疑问的眼光瞥向史迈利。

一个工人蹒跚地走进光晕里。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赏鸟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样，仿佛从背上卸下了负担。他带着一个小手提袋，和一个像铁路工人用的灯。他身形瘦小。但史迈利即使曾注意过这人，此时也已将注意力转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领，沉湎于孤寂、遥远的思绪中。“如果他要来，就会准时到达。”史迈利曾这么说。那么，我们何必提早两个小时到这里？吉勒姆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像两个陌生人，从小杯子里喝着甜咖啡，吸着这间差劲的土耳其厨房的油烟，谈着无聊的陈腔滥调？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义务，如果史迈利有谈话的心情就会这么说。我们有义务关心，有义务等待，在这人努力逃离他所协助建立的制度时，我们有义务彻夜警戒。因为只要他企图奔向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