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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觉到周围涌起一股警觉的气氛，所有人的姿势都冻结不动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迈利毫无表情的脸，凝神注视？还有，米莉·麦克雷格静悄悄地溜进厨房，再次查看她的录音机，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为下，主机与备用的机器都同时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与食指，翻动笔记本的史迈利，此刻几乎像东方隐士般谦逊自抑，完全没有兴趣似的把整个身体缩进那件满是皱折的棕色斜纹旅行外套里？

至少，托比全注意到了。托比坐在电话旁的阴暗角落里，从这个视野极佳的位子，他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却又让别人无法观察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地板，托比那锐利的目光也能记录下它完整的冒险旅程。托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颈周的部分有发热的感觉，喉咙和胃的肌肉都打结了。托比不仅忍受了这些不适，还把这些牢牢记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对这些气氛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角色里。电话的胜利刺激了他，振奋起他的自信心。显然如此，因为当他再次发言时，他首先陈述的，不是有关卡拉处的事，而是他身为小娜塔莎爱人的英勇行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他对托比眨眨眼，“她们会让我们变回年轻人，像我们以前一样。”

“很好，你独自飞到莫斯科。”史迈利非常急躁地说，“会议进行期间，你被找去参加一场面谈。请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能浪费整个下午，你知道的。”

会议从礼拜一开始，格里高利耶夫顺从地重新开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打算带到爱芙朵琪亚的公寓，共度我们的小小周末。但是，却有三个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们上车，也没多作解释，比你们还不如——瞄了托比一眼——说我受命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路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的人，在莫斯科官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单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聪明人，干他们那一行的人，请恕我这么说，才智都不太高，但他们超过一般的水准。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而不只是打杂的人。尽管如此，我并不太担心。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某些机密事务需要我的专业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程花了多少时间？”史迈利一面打断他的话，一面还在写字。

穿过市区，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过市区，然后驶进乡间，直到天黑。直到我们见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看着应是他们的主子。

再一次，托比认为自己见证了史迈利控制这种场面的不凡能力，而这也正是史迈利专业能力的最佳证明，当然也证明了他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长的叙述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一句过度急切的追问，声音的抑扬顿挫里也从来没有一丝最微小的破绽来背离他在这场审问里为自己设定的无个性角色。托比坚称，史迈利掌控整个场面，“像手上握着画眉鸟的蛋”。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切，但他丝毫没有。而托比更喜欢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现这个关键的一刻，奉为至高无上的典范。其他的审问者，在听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看似他们的主子”时，一定会催促对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纪、阶级，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烟，你怎么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但史迈利没有。史迈利强掩不耐烦似的用原珠笔敲着簿子，用备受折磨的声音告诉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后，请别省略事实的细节：

“让我再问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时间？请就你所记得的，尽量精确描述。让我们从这里继续。”

格里高利耶夫垂头丧气地道歉。他会说，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开了约四小时，先生，也许更久。他现在想起来，中途他们两度停下来去上厕所。在四小时之后，他们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不，先生，我没看见告示标志，警卫都穿便服——然后又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抵达中心。像个梦魇，先生。

再一次，史迈利出声反驳，建议他别那么激动。这怎么会是梦魇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刚刚才说自己并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梦魇，先生，更像是一场梦。在这个阶段，格里高利耶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贫困的农民，被带到地主——他用俄文说出这个名词，托比加以翻译——面前。所以他并不害怕，先生，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一个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将要见到苏联伟大的斗士，也是极有权势的人士。”那人告诉他，“如果你对他不尊敬，或企图说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