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第八日

五楼上次召开会议时一片愁云惨雾，如今欢欣鼓舞的气氛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吉勒姆称之为掘穴人的蜜月期，而今晚达到最高点，抵达盛极而衰之前的顶点，日后在历史学家依事件顺序列表时，正好是杰里、丽姬与刁先生就小不点瑞卡度与苏联金棱线开诚布公后的八天。三人能见面讨论出结果，让圆场的规划人大感欣慰。吉勒姆特别哄默莉一起来。这些昼伏夜出的动物，四方奔走，新旧途径全不放过，连杂草丛生的老路也再度开出新路。如今在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二人，以绰号俄国妈妈的康妮·沙赫斯以及绰号博士、形象朦胧的狄沙理斯为首，布尔什维克派与黄祸派，最后全挤进觐见室，以半圆形聚集在卡拉的照片下，面对主子史迈利，召开全体会议。对不习惯如此盛大场面的人而言，绝对是历史上的一刻。默莉温顺地站在吉勒姆身旁，头发向下梳直，以遮掩脖子上的吻痕。

发言以狄沙理斯为主。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毕竟纳尔森·柯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因为狄沙理斯从头到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魂。狄沙理斯将自己穿戴得体，潮湿的头发直竖，双膝与双脚以及习惯动不停的手指全数总算稍微静止下来，压低嗓门以几近贬抑的语调道出难以阻挡的高潮，以制造惊悚效果。这个高潮甚至有名有姓，叫做柯胜修，别名纳尔森·柯，后来改名为姚凯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时的姓名。

“不过在此，各位绅士，”博士尖声说，他对女性的存在有时视而不见，“我们全以纳尔森称呼他。”

博士引述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纳尔森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汕头，家境清贫，属无产阶级，不久迁居上海。在官方或非官方资料中，遍寻不着他曾就读希博特先生的主生教会学校的记载，仅提及“幼年受尽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以宗教毒害他，令人鼻酸。日军进入上海后，纳尔森加入前往重庆的难民潮，全如希博特先生所述。博士继续说道，根据官方记载，纳尔森早年便私下研读初期的革命读物，并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团体的活动，不顾蒋介石乌合之众的欺压。在难民潮中，他曾“数度企图投奔共产党，却因年纪过轻而作罢。回到上海后，学生身份的他参加遭禁的共产学生运动，是带头的干部，并接下数项特殊任务，在江南船厂内部与周边颠覆国民党坏分子的影响。就读共产大学期间，他公然宣传学生与农民联合阵线。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狄沙理斯叙述到此中断，举起一手陡然舒解张力，抓住后脑勺的头发。

“主子，制造具有先见之明的学生英雄，这种虚情假意的手法很常见。”他以吟唱的方式说。

“列宁格勒呢？”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问，一面偶尔记下几笔。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

“康妮，什么事？”

康妮又坐在轮椅上。她怪罪刺骨的寒冬，也怪罪到卡拉那只蟾蜍身上。

“我们查到一个姓卜雷列夫的老兄，亲爱的。卜雷列夫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从事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造船系教职员，是老中国通，曾在上海帮莫斯科中心的中国记者代笔。革命老兵，后来被卡拉训练为征才手，专找海外学生下手，征召合适的男女学生。”

对于研究中国的掘穴人——黄祸派——而言，这份情报前所未闻，震撼人心，因此现场产生骚动，一时椅子与纸张嗦嗦响起，最后史迈利点点头，狄沙理斯才放下抓头的手，继续叙述下去。

“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指派负责铁路工厂——”

史迈利问：“可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时间不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吗？”

“没错。”狄沙理斯说。

“这样说来，好像漏掉一年。”

现在没有纸张嗦嗦声，椅子也不动了。

“官方的解释是他巡视了苏联各地造船厂一圈。”狄沙理斯说着对康妮暗笑，并以神秘、你知我知的神态扭动脖子。

“谢谢你。”史迈利说，再记下一笔。“一九五七年，”他说，“是在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之前还是之后，博士？”

“之前。一九五九年双方关系才急转直下。”

史迈利这时问，记载中是否曾提到纳尔森的兄长？或者说，在纳尔森的中国，他断绝了与德雷克的手足关系，与德雷克跟他断绝关系一样？

“在最早期的官方传记之一，曾经指出过德雷克，却没提到名字。后来的记载里，提到有哥哥在一九四九年死去。”

鲜少说笑话的史迈利，这时开了一个玩笑，引发密集而如释重负的笑声。“这个案子到处都有人装死啊！”他抱怨，“要是真能在哪里找出尸体，肯定会让我松一口气。”短短几小时后，大家回想起这句话时不禁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