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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情况，老总核查过没有？”

“尽了全力。斯蒂夫契克是有档案可查的。他是负责匈牙利问题的参谋军官，经历丰富。是个技术专家政治论者。他不是在进修，就是在国外增长见识：华沙、莫斯科、北京待了一年，在非洲当过武官，最后又回到莫斯科。当将军他算是年轻的。”

“老总有没有告诉你此行是搞什么情报？”

“国防资料。火箭。导弹。”

“还有别的吗？”史迈利说，递过酒瓶来。

“还有一些政治情报资料。”

“还有别的吗？”

史迈利不是第一次明显地感到，吉姆不是不知道，而是仍旧坚决地想忘掉一切。在黑暗中，吉姆·普莱多的呼吸突然急促重浊起来。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下巴靠在上面，茫然地看着已经结霜的挡风玻璃。

“他们在枪毙以前被逮到多久？”吉姆想要知道。

“恐怕比你久。”史迈利只好承认。

“天哪。”吉姆说。他从衣袖里抽出一块手帕，抹一抹脸上的汗水和不管是什么亮晶晶的东西。

“老总想要从斯蒂夫契克那里弄到的情报。”史迈利仍旧轻声地提示。

“他们再三讯问我的也是这个。”

“在沙拉特？”

吉姆摇摇头。“在那边。”他向山那边点点头，“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老总安排的。我无法说服他们这是我自己安排的。他们听了大笑。”

史迈利于是又耐心地等着吉姆继续说下去。

“斯蒂夫契克，”吉姆说，“老总始终惦记着一件事：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答案，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线索。我问他，‘什么线索？’他拿出他那个棕色装乐谱的袋子，抽出几张图表来，上面尽是他的批注。用蜡笔画的图表。他说，‘给你的资料。这是你要见的那个家伙。’斯蒂夫契克的一生逐年都有记载，他带我看了一遍。军校、奖章、老婆。‘他喜欢马，’他说，‘你过去也喜欢骑马，吉姆。这又是共同的地方，请记住。’我想：这倒挺好玩，坐在捷克某个地方，警犬在追踪我，却闲谈怎样训练纯种马。”他笑得有点奇怪，因此史迈利也笑了。

“用红蜡笔写的职务是斯蒂夫契克替苏联做的联络工作。绿笔写的是他的谍报工作。斯蒂夫契克什么都有份儿。捷克军方谍报部门第四号人物，首席武器专家，国内安全委员会书记，主席团的军事参议，捷克军事谍报系统的英美方面负责人。接着老总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一半绿笔，一半红笔。老总说，表面上斯蒂夫契克是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里的捷克中将，但这不过是个掩护。‘他和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没有关系，他的真正工作是在莫斯科中心的英国处里。他的工作假名叫米宁，’他说，‘他的工作是代表捷克方面与中心配合工作。这可是个有价值的宝藏，’老总说，‘斯蒂夫契克要向我们出卖的是莫斯科中心打进圆场潜伏的地鼠名字。’”

史迈利想，这很可能只是两个字，这时他想起了麦克斯，突然又感到了担心。他知道，到最后，不过就是地鼠杰拉德的名字，黑暗中一声喊叫。

“‘有个烂苹果，吉姆，’老总说，‘把别的苹果也弄烂了。’”吉姆一口气说了下去。他的声音僵硬起来，他的态度也僵硬起来。“他不断地说着他用淘汰的办法，从头调查起，几乎已经得出了结论。他说，剩下了五个可能性。别问我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他说，‘是高层的五个人之一。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他给我喝了一杯酒，我们俩坐在那里，像两个小学生那样约好用什么暗号。我们用了《锅匠、裁缝》这首儿歌。我们坐在公寓房间里，一起想出这个暗号，喝老总请我们喝的那种便宜的塞浦路斯雪利酒。如果我无法脱身出来，如果我遇到斯蒂夫契克以后出了什么事，如果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哪怕我得到布拉格在大使馆门上用粉笔涂写，或者在电话中向布拉格常驻站长大声嚷嚷，我也得把那两个字传给他。锅匠，裁缝，士兵，水手。阿勒莱恩是锅匠，海顿是裁缝，布兰德是士兵，托比·伊斯特哈斯是穷人。我们不用水手，因为与士兵同韵。你是乞丐。”吉姆说。

“我现在还是吗？对于老总的这个想法，吉姆，你是怎么看的？总而言之，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就是胡说八道，”他用一种军人的固执口气重复说，“以为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地鼠——这不是疯了吗？”

“但是你还是相信了？”

“没有！老天，老兄，你怎么——”

“为什么不相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们总是互相警告：要提高警觉。我们把别的单位的人搞成我们的地鼠已经够多了：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英国人忽然成了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