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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库的身份开了一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记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一一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做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形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字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允许她进一步调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