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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塔尔开始说。

“在四月间，”吉勒姆插言道，“从头到尾说得尽量精确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间，”塔尔不动声色地说，“布里克斯顿平静无事。我们在这里静候待命的，我估计，大约有五六个人。彼得·森布里尼从罗马回来，赛·范霍佛刚在布达佩斯干了一仗，”——他露了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大家闲着无事，就在布里克斯顿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据塔尔说，这时突然香港站发来急电要人。

“他们说有一个苏联低层贸易代表团在香港，为莫斯科市场搜购电气用品。有位代表在夜总会里抛头露面，名叫鲍里斯，详细情况，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没有记录。他们已经盯了他五天，代表团预定还要待十二天。从政治上来说，由当地的弟兄们来处理，这太棘手了，但是他们认为突然找到他头上去，可能奏效。收获不见得会很大，但这有什么关系？也许可以把他当存货买下来，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当存货的意思是转卖给别国的谍报机关，或者跟他们交换，这是剥头皮组常做的低层叛逃人员的买卖。

吉勒姆没有理会塔尔，他说：“东南亚是塔尔负责的区域。他正好闲着没事，因此我派他去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发电报汇报结果。”

每次别人一说话，塔尔就陷入了梦境。他的眼光呆滞，看着说话的人，眼里升起一层雾，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说话。

“于是我照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做了，”他说，“我总是听吩咐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我真的是个听话的人，尽管有时候有些容易冲动。”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飞，用的是澳洲护照，自称是汽车推销商，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夹层里还放着两份没有用过的瑞士护照，以备逃跑之用。这是两份紧急文件，可以按照当时情况需要填写，一份是给鲍里斯用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他住进九龙金门饭店，到附近不远的地方，在一辆汽车里和香港的情报员碰头。

说到这里，吉勒姆侧过身去向史迈利轻声说：“塔夫蒂·西辛格，是个小丑，前皇家非洲步兵团的少校。潘西·阿勒莱恩派的人。”

西辛格根据一个星期来的监视，给了他一份关于鲍里斯动向的报告。

“鲍里斯真是个怪物，”塔尔说，“我搞不懂他。他每晚狂喝痛饮，没有断过。他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几乎站不直了。白天他还跟着代表团视察工厂，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苏联官员的样子。”

“多大年纪？”史迈利问道。

吉勒姆插进来说：“他的签证申请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于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亚历山德拉旅馆，那是远在北角的一个破烂的旧房子，是代表团的驻地。他和别人一起吃饭，到了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九龙一带夜总会集中的地区。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皇后大道的一间酒店——‘猫的摇篮’，他请本地的商人喝酒，一举一动像个大人物的样子，一直待到午夜。从‘摇篮’出来，他又直接杀到湾仔，到一个叫‘安琪儿’的地方，那里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儿’设在地下室里，是个水手和游客爱去的小酒馆，鲍里斯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着账单收据。他大多喝白兰地，有时来杯伏特加，换一换胃口。他和一个欧亚混血儿有过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找过她，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他感到很孤独，坐在床上哀叹，说他的老婆不识他的天才。这确实是个突破，”他讥讽地加了一句，这时拉康拨弄了一下煤块，火势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摇篮’去，亲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觉去了。他们不想知道。”

有的时候，塔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在听他自己的录音带一样。

“他在我之后十分钟到了，带了自己的女伴，一个高大的瑞典金发女人，还有一个中国女人跟在后面。里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张桌子。他们要了威士忌，鲍里斯付的账，我坐在六尺远的地方，眼睛看着那个蹩脚乐队，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腔，说话的全是那个瑞典女人。他们说的是英语。那个瑞典女人问鲍里斯住在哪里，鲍里斯说住在怡东酒店，这显然是鬼扯，因为他明明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亚历山德拉。好吧，亚历山德拉是家小旅馆，怡东酒店听起来好听一些。到午夜时分，他们就散了。鲍里斯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这又是说谎，因为他并没有回去——这叫什么，杰克与海德13，对！——换了装出去寻欢作乐的那个正派医生。因此，鲍里斯究竟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