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体面的俱乐部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上,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上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黑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进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47。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

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