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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来了：

她经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厕所去，第二次是回到候诊室里。

在她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坐在一张长椅子上等着。

在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站在电话旁边，看起来像是在拥抱的样子。巴雷的一只手摸着她的脸，卡佳的一只手举了起来，另一只手垂在她的身旁。

蓝鸟的电话此时打进来了没有？

安娜斯塔西亚不知道。虽然她已经站在厕所马桶边竖着耳朵偷听，但仍然没有听到那部电话响过。所以，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没有来，就是当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电话。

“他为什么必须拥抱着她？”奈德说。

“也许她的眼睛里飞进一只苍蝇。”薛里顿口气酸酸地说，仍然望着屏幕。

“他开车，”奈德坚持说，“在那个地方是不许他开车的，但他开了。他曾让她一路开到乡下，再开回来。这一次也是她开车带他去医院，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他开车了。为什么？”

薛里顿把他的铅笔放了下来，用食指松一松衣领，“所以，你要赌的是什么，奈德？蓝鸟到底是打了那个电话，还是没打？算了吧！”

奈德依然很有风度地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了一想，“也许他打过了。不然他们会继续等下去的。”

“也许她听到了什么她不喜欢听的事情，什么坏消息之类的。”薛里顿作了假设。

屏幕又消失了，留给室内一片苍白的影像。

薛里顿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是用红木做成的。我们溜了进去，替自己泡了咖啡，站着等待。

“他待在她的公寓里这么久做什么？”奈德把我拉到一旁问道，“他要做的只是从她口中得知他和歌德相会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情他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应该办好了的。”

“也许他们在一起共度良宵呢！”我说。

“如果我能这么想，我就好过多了。”

“也许他在买另外一顶帽子。”庄尼听到我们的对话，不悦地说。

薛里顿说了声“才怪！”铃声顿响，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状况室。

在红灯光透照之下，一张莫斯科的地图上，卡佳的住处被红笔圈出。在它东方三百尺处，也就是两条被画成绿色的街道交叉处的东南角，就是搭车地点。巴雷现在必须朝南向的人行道，尽量靠路边走。就在他到达那个搭车地点时，必须要假装慢下来，好像是在找车一样。此时，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开到他的身边来。巴雷已经获得指示，要把所住的旅馆名字大声地告诉那位司机，并且做手势和他讲价。

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兜了两个圈子之后，就会找一个地方转弯，进入一处建筑用地。那部安全卡车就停在那儿，它的灯光熄灭，司机在车上打盹。如果卡车的侧翼天线伸出来了，这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向右转一个圆圈，然后再绕回到那部卡车旁。

如果不是的话，中止行动。

派迪的报告在伦敦时间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出现在荧光屏上。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带子就出来了，是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收到的。那份报告已经尽可能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确实的现场报告之典范。

当然，原作者得为人所知，因为太阳底下，没有一位作者是全能的。派迪并不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但他有其他的优点。他以前是一位廓尔喀族的特勤人员，后来才转为情报人员。他有语言天赋，善韬略，又有像奈德一样临危不乱的气质。

为了扮好在莫斯科的角色，他还煞有介事地装出英国人那副糊里糊涂的外表，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还不时地拿他来开玩笑，譬如他夏天在莫斯科的树林里旅行时那一身的短衣短裤的装束；冬天里他的越野滑雪等等——他把那些古老的滑雪橇、竹竿以及随身口粮都装到沃尔沃车上之后，最后才连人带帽一起钻进车里。那顶厚帽子厚到给北极远征军作为御寒用都绰绰有余。不过，俗话说，大智若愚。不管事后别人如何以貌取人，派迪还是一个聪明人。

派迪控制他的手下，不论是学语言的冒牌学生、旅行社的职员、小商人，派迪都是一流的好手。他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每个经过他照顾的人都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如果说，这种好交游的个性无可避免地让他易上别人的当，那就不是他的错了。

这种个性也影响到派迪的报告。他先被巴雷报告的精确给震惊了，录音带也证实他这一点。

巴雷的语气比往常的任何一卷录音带都要显得自信得多。

派迪为巴雷的决心及对任务的热忱所感动。他比较了一下在卡车里坐在他面前的巴雷，以及在列宁格勒之行以前听他简报的巴雷，深深地觉得现在的巴雷与那个时候的巴雷，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对的，巴雷已非昔日的巴雷。他的视野扩大了，人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