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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样，巴雷失踪了。除了那两个人忘记把那辆出租车的号码记下来以外，谁也不能怪。这两人一时的疏忽，让他们全体在事后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时候正是交通高峰时刻，要从河滨大道到武士桥可能要开上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七点半，奈德才放弃了等待，并且忧心忡忡地走回他的苏俄司。

九点钟，当大家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时，奈德很不情愿地宣布司内进入紧急状况。当然，就范围来讲，那些美国人并不包括在内。奈德像平常一样冷静。也许，在潜意识中，他为了要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显得格外镇定，因为布拉克说他在事后就开始打理一些准备工作。他并没有通知克莱福，但是他后来向我解释，在目前这种如临大敌的恶劣气氛中通知克莱福，无异于发了一张会唱歌的电报给兰利。

奈德先开车到布鲁斯伯里，在那儿，本单位那些专司窃听的同仁在罗素广场下面拥有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地下室。他从车库里调了一部车，一路开得飞快。当班的监听人员中，为首的是玛丽，她年约四十，一天到晚吃个不停。她脸色红润，至今尚是小姑独处。她的嗜好，就我们所知，除了吃，也就只有那些她听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的声音了。奈德交给她一堆与巴雷有来往的人名单，这些名单都是以前沃尔特从窃听和监视报告中截取出来的。玛丽能够立即把他们网罗到吗？

玛丽当然不可能。“奈德，曲解规定是一回事，而要我做一打不法的窃听又是另一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

奈德本该表示那几个窃听对象已经是在总部现有的许可范围之内，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在皮姆利柯街打电话找我。我那时刚忙了一天，正预备开一瓶葡萄酒作安慰。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栋狭小拥挤的公寓，我把窗户打开好把油烟味放出去。我还记得，为了跟他谈话，我还特地把那扇窗户给关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窃听的许可状是由内政大臣签发，他若不在，则由他的代理人签发。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伎俩可以规避这项限制，因为他也赋予法律顾问一个特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动用，不过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书面报告。我胡乱地开了授权状，并且在上面签了名，又把瓦斯关掉（我那时候还在炒菜），然后就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二十分钟之后，我就把那份授权书交在玛丽手中了。不到一个小时，与巴雷有联络的人就全被网罗到了。

当我做完这些之后心里怎么想呢？我想巴雷已经自杀了吗？不，我不这么想，他热爱生命，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会认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