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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她蹲下来，把双胞胎揽在怀中，就像她最近四个星期以来的每个星期一所做的那样。

“现在，如果妈咪有天晚上没有回来，或者必须赶着去参加一个会议，或是探望一位病人，你们应当怎么做？”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们。

“打电话给爸爸，叫他回来陪我们。”塞吉一边说着，一边挣出了母亲的怀抱。

“我会照顾马特维叔公。”安娜说。

“那么，如果爸爸也不在，你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开始吃吃地傻笑起来。塞吉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他觉得心中不安，而安娜呢？是因为潜意识里感觉灾难要来了而害怕。

“去找奥尔嘉阿姨。”安娜叫着，“把奥尔嘉阿姨的金丝雀时钟给扭紧，让它唱歌！”

“那么，奥尔嘉阿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

他们唱着唱着，然后三个人就笑成了一团。甚至在他们出门下楼梯的时候，孩子们还在不停地笑着。这幢楼房的楼梯间，年轻人把它当做爱巢，醉鬼们把它当做酒吧，有些人则把它当厕所。卡佳手携着这两个子女，步入阳光当中，越过公园上学去。

“你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同志？”卡佳用嘲弄并夹杂着命令的语气问塞吉，一边再把他的衣领理直。

“尽心尽力服务人民和党。”

“还有呢？”

“不要让维塔利·罗哥夫偷我的午餐！”

两个小孩挣开她爬上石阶之后，又是一阵笑声。卡佳对着他们挥别，一直到他们消失。

在地铁里，一切都是那么醒目，即使隔着距离。她眼见行人都是那么地忧郁，而她自己似乎不属于他们这一群。她又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读莫斯科的报纸。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像的。那时的报纸除了拿来擦屁股和塞通风口以外，一无用处。有时候，卡佳也会读一下报纸，若是不读报纸，她手中也会拿着一本工作上需要读的书或手册之类的东西。但是今天，就算她昨晚所做的梦已经完全从记忆中褪去，她也有太多的事情要想。她要为她的教父煮碗鱼汤，以弥补那天的顶撞之罪。她还要忍受那位上了年纪的塔提雅娜·塞吉耶芙娜的钢琴课，她老是说卡佳不专心学，说她太草率。她仿佛还在梦中的街上跑着，醒不过来，也许是街道在后面追她。这大概就是她差点忘了换车的原因吧？

终于到了办公室。这栋办公大楼看起来十分阴冷，到处是剥落的木片，水泥地阴湿。她一直在想，与其拿这里作为国家的出版机构，倒不如充当泳池来得恰当。进了门，一眼看到工人在穿堂锤着、锯着，她心里不免一阵吃惊。有一秒钟，她甚至还想到可能是为了处决她，正在赶搭绞刑架呢！

“这笔修缮费老早就在我们的预算里了！”老莫罗索夫曾气喘似的对她说，他通常总有一些小道消息可告诉她，“钱早在六年前就已经拨给我们了，但是直到现在，那些官僚才同意签字动工。”

电梯像往常一样，总是处于维修状态。她心想，在苏联电梯和教堂总是在维修。她走上楼梯，用非常快的速度爬上去，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得这么快。她向照面的每个人匆匆道早安。后来想起来，她怀疑是不是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在潜意识里催促着她快速前进。因为，就在她一脚踏进门时，桌上的电话已在那儿不停地响着，仿佛催人快把它给拿起来，好解除它的痛苦。

她拿起了电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喂！”但很显然的，她似乎说得太快了些，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英文请奥拉娃太太听电话。

“我是奥拉娃太太。”她也用英文回答他。

“是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太太吗？”

“请问你是谁？”她笑着回答道，“你会是彼得·温西14爵士吗？请问你是哪一位？”

有一位愚蠢的朋友正在开我玩笑吧？柳芭的先生也许又要我跟他幽会。再不然，她也想不出会有谁了。

“噢，恐怕你大概不认识我。我的名字是斯科特·布莱尔。是伦敦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出版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我是出版商，来此地办些事。我想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尼基·蓝道。尼基要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真是久仰了。”

“你好！”卡佳说着，并感觉有一团乌云朝她罩了过来。她的胃部有些隐隐作痛。就在这时，纳沙扬踱着步子走了进来。他两手放在口袋里，一脸的胡子。他以这样不修边幅来象征知识分子的深度。看到她正在打电话，他耸耸肩，向她摆了下脸孔，希望她能马上把电话给挂掉。

“你好啊！卡佳·波里索芙娜。”他带着调侃地说。

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开始说话了，语气强而有力，让她觉得对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的语气充满自信，因此她猜想对方是个自大的人，是那种身穿昂贵服饰，谈吐高雅，讲话时两手放在背后的那种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