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对《德国小镇》这书一向怀有恶感，也想不出能为它说些什么好话，直到我开始想起它的三个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观。他们是：前难民黑廷、尖刻的实用主义英国外交官布拉德菲尔德、有驱迫感和不快乐的调查员阿伦·特纳（我私底下把这个角色编派给自己）。想起他们，我才不得不勉为其难承认：这小说毕竟已达成我当初想达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为的，是个碍眼物。

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讽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纳1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准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纳本人的幕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纳粹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佐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界、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时候则是出于北约盟国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文化与历史的英国年轻人来说，60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稍事掩埋，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着无辜死难者的喑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时你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除的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正忙着遗忘纳粹的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铿铿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着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阴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讲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面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依然缠绕着我们，于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2那些秘密会议室里静悄悄地把它说出来。

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瞭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3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出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4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