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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潘戴尔爱他的妻子和儿女。只有不曾有过属于自己的家庭，不知道如何尊敬高贵的父亲、如何爱快乐的母亲，或者如何将父母视为与生俱来、天赐奖赏的人，才能体会他那种百依百顺的态度。

潘戴尔一家住在贝莎尼亚区山顶，一幢两层楼的精巧摩登住宅，前后都有草坪，九重葛怒放，景观怡人，可以俯瞰海洋以及远处的旧城区与白蒂雅角。潘戴尔曾经听说这附近的山丘都被挖空了，塞进美国佬的原子弹和作战指挥室；可是露伊莎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更觉得安全。不想和她争论的潘戴尔说，或许吧。

潘戴尔家有个专擦瓷砖地板的女佣，一个洗衣服的女佣，一个带小孩、采买的女佣，还有一个戴草帽、头发花白、满脸白胡碴的黑人，在花园里开疆辟土，想到什么种什么，抽些犯法的玩意儿，到厨房里讨东西吃。为了这支小小的仆佣军，他们每周得付出一百四十元。

潘戴尔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喜欢秘密享受囚犯辗转难眠的乐趣。他弯起膝盖，压低下巴，手盖在耳朵上，隔绝狱友的呻吟声，然后唤醒自己，四下仔细探查，证实他不在监狱，而是在贝莎尼亚，在需要他且尊敬他的忠贞妻子看管之下。一对快乐的儿女睡在走廊另一头，每每令他感恩不已，班尼叔叔一定会称之为“儿女债”：汉娜，他九岁大的天主教公主；马克，八岁的叛教犹太小提琴手。但是，潘戴尔恪尽职守、全心全意爱家人的同时，也为这个家担惊受怕，不断训练自己把他的幸福当成愚人之金33。每天晚上结束工作后，他喜欢独自站在黑漆漆的阳台上，或许来根班尼叔叔的小雪茄，闻闻潮湿空气中满是馥郁花香的夜晚气息，看着光线在雨雾中游移。透过云隙，瞥见一排船只停泊在运河口，福杯满溢的好运让他深刻警觉，这一切脆弱易逝：你知道这不会持久的，哈瑞小子，你知道世界会在你面前爆炸，你就站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有过一次，还会再来一次，随时都有可能，所以当心啰。

然后他会凝望这个过度平静的城市，很快的，照明弹、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咻咻嘶吼的机关枪和霰弹连发的大炮，就会开始在他记忆中的战场创造它们自己的疯狂白昼。正如1989年12月的那个夜晚，山丘大惊失色，战栗不已，庞大的幽灵炮艇从海面长驱直入，最遭罪的是科利罗区的木屋贫民窟——和以往一样，什么事都怪罪穷人，还不慌不忙地挥棒摧残已起火燃烧的简陋小屋，然后离场补给一番，再回来攻击。很可能这并非攻击者的本意，很可能他们也是好儿子、好父亲。他们只是打算铲除诺列加的党羽，只不过有几次炮击逸出正轨，接着又有更多的脱轨炮火随之而来。然而，在战时，良善美意并不容易被听取，自我克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寥寥几个躲在穷困郊区的逃窜敌军狙击手，并不能解释这场大规模的纵火浩劫。对光脚丫踏过血迹和碎玻璃逃命的惊恐百姓说什么“我们使用最低限度火力”，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拖着行李和小孩，惶然不知何去何从。多辩也是无益。说什么枪战是复仇心切的诺列加尊严军34所为。就算真是如此，为什么有人该相信你呢？

因此惊叫声很快传上山顶。而曾经听过许多尖叫声，甚至自己也发出过几次的潘戴尔，从来没想到人类的叫声可以凌越装甲车令人作呕的嗡嗡声以及最新型炮弹的轰隆声。但真的可以，特别是许多惊叫声同时响起时。惊恐的儿童拉开嘹亮的喉咙嘶喊，同时伴随人体燃烧的焦臭味。

“哈瑞，进来。我们需要你，哈瑞。哈瑞，回到里面来。哈瑞，我不懂你在外头干吗。”

但那是露伊莎的尖叫声。她笔直塞在楼梯下的扫帚柜里，拱着背抵住木工精雕细琢的成品，好更安全地保护孩子：马克快两岁，抱住她的肚子，尿布弄湿了她——马克像美国大兵一样，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弹药；汉娜蹲下来，穿着瑜伽熊睡袍和拖鞋，向某个叫耶和朱的人祷告，后来才弄清楚那人是耶稣、耶和华与朱比特的混合体，是汉娜在她三年生命中，从宗教民间故事里调出来的神圣鸡尾酒。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露伊莎一再像军人似的咆哮，令人非常不快地想起她的父亲。

“这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他们全盘考虑过了。他们从来不，从来不攻击平民。”

而潘戴尔，因为爱她，觉得最好别泼她冷水。无论五角大厦需要试验的武器是哪一种，科利罗区已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击中哭泣，燃烧，解体。

“玛塔住在那里。”他说。

但是担心自己儿女的女人没有余裕顾及别人。早晨来临，潘戴尔步行下山，听到这一生在巴拿马市未曾有过的沉寂。他顿时明白，在停火条件下，每一方都同意不再用冷气机，或进行建筑工事，或钻地，或挖泥；而所有的汽车、卡车、校车、出租车、垃圾车、警车和救护车，自此而后，都不得在上帝眼前出现；同时，所有的婴儿和母亲也不得因为生产之痛而放声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