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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口气中断,不过没有人打断他的思绪。

“怀孕之后她变了,可惜并不是变好。特莎越来越把自己当做母亲看。表面上,她还是有说有笑。不过内心里,她逐渐形成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她的救济工作产生了新意义。有人告诉我,那样的转变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以前对她重要的东西,如今变成是终身事业,简直成了自己的命运。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还在照顾病人和快死的人,然后赶回市区参加无聊的外交晚宴。预产期越接近,她为小宝宝创造更好世界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宝宝,而是为了所有的儿童。到了那个阶段,她已经看上一间非洲医院。如果我硬要她转到私人诊所去,她也会照我的意思去做,不过那样的话,我就背叛了她。”

“怎么说?”莱斯莉喃喃说。

“特莎将观察到的痛苦与感受到的痛苦分得很清楚。观察到的痛苦是新闻工作者的痛苦,是外交人员的痛苦,是电视上的痛苦,关掉没人性的电视机后立刻结束。以她的理论来说,旁观痛苦却束手无策的人,没有比加害别人好到哪里去。这些人全是不善良的善心人士。”“而她却想去帮忙。”莱斯莉说。

“所以才决定要住进那家非洲医院。在她表现最极端的时候,她还提过要到基贝拉的贫民窟去生孩子。幸好阿诺德和吉妲两人苦劝她,让她恢复理智。阿诺德对痛苦最有发言权。他不仅到阿尔及利亚治疗受过酷刑的受害者,他本人也受过折磨。他因此取得地球受难者的世界通行证。我却没有。”

罗布抓住这个机会,好像这个意思先前没有被强调过十几次似的。“有点难了解你的用处何在嘛。你有点像是备用人选,高高坐在云端里,忍受着外交的痛苦,负责高级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贾斯丁的忍耐是无限度的。有些时候,他根本是因为天生教养太好而不去反对。“以她的说法来说,她不受任何国家任务的羁绊。”他强调,语调最后往下降,有羞愧的味道,“她捏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好让我安心。她坚持这世界需要我们两人:由我负责在体制内推动,由她在体制外、在实务界拉动。‘我这个人相信道德国家有存在的必要。’她常这样说,‘如果你们不尽责任,我们其他人又有什么希望?’她是在诡辩,这一点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个体制并不需要我的工作。我也不需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我写的报告没人看,我建议采取的行动没人管。特莎对欺瞒的手法很陌生。但对我却例外,她彻底欺骗自己。”

“她是不是曾经害怕过?”莱斯莉问。她放轻声音,以免破坏了告白的气氛。

贾斯丁回忆了一下,然后允许自己在回想往事时微微一笑。“她曾经对美国女大使吹嘘说,恐惧是她惟一不知如何定义的脏话。对方听了很不高兴。”

莱斯莉也微笑起来,但为时不长。“另外,决定在非洲医院生小孩这件事,”她眼睛看着笔记簿问,“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决定的?可以告诉我们吗?”

“特莎定期会去探望一个北方贫民村的女人。名字是婉哲,姓什么不知道。婉哲生了某种怪病,一直接受特殊治疗。凑巧的是,她们竟然在乌护鲁住同一间病房,特莎因此跟她成了好朋友。”

他们有没有听出他在口气里加上警觉的音符?贾斯丁自己听出来了。

“知道她生什么病吗?”

“只大概知道而已。她生了病,而且性命可能不保。”

“她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她的病和艾滋有没有关系,我不清楚。我的印象是,医院对她关心的程度不大一样。”

“那样做很不寻常,对不对?一个从贫民窟来的女人怎么会进医院生小孩?”

“她当时接受住院观察。”

“谁在观察她?”

这是贾斯丁第二次自我约束。他天生不是说谎的料。“我猜大概是某个医疗诊所,在她的村子,在低收入区。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的印象很模糊。有很多事情我设法不去知道,多到连我自己也吃惊。”

“结果婉哲死了,对不对?”

“她死的那天晚上,是特莎住院的最后一天。”贾斯丁回答。他心怀感激地松懈下来,以替他们重建当时的情景。“我整个晚上都待在病房里,不过特莎坚持要我回家睡几个小时,她也要阿诺德和吉妲回去睡一下。我们轮流在病床边照顾她。阿诺德带来一张行军床。凌晨四点,特莎打电话给我。她的病房里没有电话,所以她去找修女借用电话。她很痛苦,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歇斯底里。不过特莎在歇斯底里的时候并不会提高嗓门。婉哲失踪了,婉哲的婴儿也是。她醒过来发现婉哲的床铺没人,小孩的婴儿床也不见了。我开车到乌护鲁医院。阿诺德和吉妲也同时赶到。不论我们怎么哄特莎,她就是无法控制情绪。感觉好像她在几天之内又失去了一个骨肉。我们三个人一直劝她该回家休养。婉哲死了,婴儿也被带走,她也没有必要待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