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现在 4

苏黎世

过了午夜，加百列被人从审讯室转移到办公楼另一侧的牢房里。这里很小，墙壁被粉刷成死气沉沉的灰色，里面只有一张床——与其说是床，不如说是个钢架，只不过上面盖了张床垫而已。厕所里锈迹斑斑，马桶里的水不停地冲着。铁丝网后面的天花板上挂着个电灯泡，一直在嗡嗡作响。他的晚饭一直放在牢门口的地板上没动，盘子里有一根肥腻的猪肉香肠、几根蔫蔫的绿色蔬菜，旁边还有一碟油腻的土豆。他怀疑那根猪肉香肠是照彼得森的意思，故意送来羞辱他的[1]。

他试图在脑子里构建铁窗外发生的事情：彼得森应该已经联系了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则联系了外交部，此事说不定已经传到了特拉维夫。总理肯定要被逼疯了。他本来就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约旦河西岸正在交火；巴以和谈濒临破裂；联合政府四分五裂，濒临倒台。现在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给他添乱子，偏偏这一次，给他添乱的是个杀手，虽然已经不为政府工作，但他却落到了瑞士人手里——这又会给机构带来一起丑闻，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竞相登载这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

现在，扫罗王大道的那栋无名办公楼里肯定灯火通明，人们正挑灯夜战，紧急商量对策。沙姆龙呢？这件事情有没有惊动到他？这几天他在不在太巴列湖边的官邸？沙姆龙的行踪总是没个准。自从退休后，他已经出山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官方时不时就把他叫回去，在某个可疑的顾问团主持大局，或者对一个看似独立的调查组指手画脚。不久前，他被任命为情报局的临时长官。自从“退隐山林”之后，他还是第一次担此要职。加百列一直在想，沙姆龙的任期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对他来说，“临时”可能意味着一百天，也可能意味着一百年。他出生在波兰，却有着贝多因人那样灵活的时间观念。加百列是沙姆龙手下的杀手，沙姆龙会摆平这件事的，不管他有没有退休。

这个老家伙……在加百列的眼里，他一直就是个“老家伙”，虽然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也只是人到中年而已。老家伙跑哪儿去了？有谁见过他吗？快跑到深山野林里逃命去吧！老家伙要来了！等到他现在真的老了，加百列反而觉得，他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样子，人不高，但总给人以压迫感。1972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跑到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游说当时还在上学的加百列入伙。他看起来一副铁铮铮的模样，走起路来铿锵有力。加百列的所有底细，他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加百列在耶斯列山谷的一处集体农庄长大，对农活深恶痛绝。他也知道加百列是个孤胆独行侠，虽然已经和艺术系的同学莉亚·萨维尔结婚，但是性格一点也没变。加百列的母亲活着走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却没能战胜摧垮身体的癌症；他的父亲也从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中幸存了下来，却在西奈半岛被埃及军队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沙姆龙从加百列的服役经历中得知他的枪法和绘画造诣一样高明。

“你看新闻吗？”

“我只会画画。”

“你知道慕尼黑[2]吗？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的遭遇吗？”

“嗯，我听说了。”

“你不会痛心？”

“当然会痛心，但不会因为他们是奥运选手就特别痛心。”

“但你还是会生气的。”

“生谁的气？”

“巴勒斯坦人，‘黑色九月’恐怖分子，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

“我从不生气。”

虽然加百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沙姆龙的意图已经在这些话里表露无遗。他开始一步步诱哄加百列上钩。

“你会外语，对不对？”

“会几门。”

“几门？”

“我父母不喜欢希伯来语，所以平常说欧洲的语言。”

“哪几门语言？”

“你已经知道了，我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不要跟我耍花招。”

于是，沙姆龙决定施展他的花言巧语。他的上司果尔达已经下了命令，让他“把杀手们都派出去”，让“黑色九月”那帮混蛋血债血偿。这次行动代号为“天谴”。沙姆龙已经说过了，这次行动无关正义，只是为了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就这么简单。

“不好意思，我没兴趣。”

“没兴趣？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进我们的团队？”

“你找他们去吧。”

“我不想找他们，只想找你。”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有天赋，通外语，头脑好，不喝酒，不抽大麻，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打无准备的仗。”

而且你像杀手一样冷血，沙姆龙想。他没有把这一点挑明，只是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个年轻的情报官因为卓越天赋而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有一天晚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看见一名男子在路边等车——这名男子看起来就像个普通人一样啊，加百列，他就是个卑微的可怜虫。情报官从车子里跳出来，把他摁在地上，死死地卡住他的脖子。可怜虫死死挣扎着，脸上的表情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得狰狞、扭曲，就像当年被他投进毒气室里的犹太人一样。如沙姆龙所愿，这个故事唤起了加百列心中的仇恨。他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双方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仇恨自然也烙在了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