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第3/4页）

他经常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尔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顶尝试——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话（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点，我只是在心里肯定是理查无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后或返回印度后他才出发，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着他从那座山上返回尼泊尔，我无法肯定。我无法想象她会允许他在冬天一个人去尝试攀登艾格尔峰，而且是在欧洲的那场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不过我同样无法想象，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后，会有任何人与事能够阻止他。据那几个德国人称，那个人头发斑白，不过他那具冰冻的尸体看上去则是顶尖的运动员体形，那可以说是一具优秀登山者的尸体。

我最后要说的是，自从我和帕桑医生在1925年分开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并且我两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见他主要是为了给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尔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报道。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财富。布罗姆利夫人于1935年去世，所以来自前布罗姆利大吉岭种茶场的财富就都归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个子女，而且长大成人后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儿在内的三个孩子都在印度议会里任职。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帮助印度百姓，把钱捐给医院、救济院、诊所和奖学金基金会，并且资助怀揣医生梦的年轻印度学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医院至今依旧享有盛名，长盛不衰。

帕桑于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遗赠不仅在大吉岭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而且我已经留言把我们之间的通信随着那些笔记本和那个柯达袖珍相机一并寄给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机。乔治・马洛里的相机。从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带回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查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二战期间我在希腊群岛和其他地方都用过，另一个就是马洛里的小柯达袖珍相机。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们在桑迪・欧文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架相机。

我始终没有把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不过几年前，我想应该是1975年，一位柯达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进行简单的攀登，这时候我和他聊了聊，问他如果有这样一架被遗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相机（我只告诉他相机遗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里面的胶卷是不是还能够冲印出来……胶卷上是不是还有影像。

“当然可以，”那位专家说，“特别是，相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就更加没问题了。”然后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着我，说：“我敢打赌，你说的准是乔治・马洛里失踪时带的那架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的柯达袖珍相机，对不对？虽然你没说起过，不过我知道你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你攀登过乔戈里峰，对不对？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机能找得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马洛里和欧文在顶峰上的照片……来呀，杰克，承认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机，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我的确如此。我并没有说起那架相机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里，距离我们当时登山的地方只有一两英里远。

现在我把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交给你，丹・西蒙斯，并且我很遗憾没有让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这种对于胶卷而言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我承认我很好奇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影像，不过我又没有特别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并没有把它们冲印出来。对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登顶，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正如对于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马洛里和欧文尝试登顶的一年后是否登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我一直不喜欢把纯粹的猜想和不争的事实相混淆。

我很抱歉，我的手稿那么长，在你阅读这几十本笔记本中潦草的字迹时肯定会感觉眼睛十分疲劳。不过我发现，在得癌症和其他方式的死亡判决下达之后，在人生的最后六到八个月里，人们往往能够集中精神辨认出哪些人与事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哪些人与事无关紧要。我很幸运，因为我这一生有过很多经历，而且认识了很多人，在当时而言很多经历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总是会有人离我而去，不过那些经历与我结识的那些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