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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他们喊话，”西吉尔说，他的语气分明是对反应迟钝的儿童说话的语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有30米，或者更远。随后，他们脚下的雪开始摇晃，然后大量积雪呼啸着，从那面冰壁向下坠了数千英尺。他们在这次雪崩中彻底消失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你们就没试着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声音里没有夹杂着任何谴责的意味，可布鲁诺・西吉尔依旧很生气，怒目而视，仿佛受到了多大侮辱似的。

“根本就不可能下到那面冰壁下面去。根本就看不到那面山壁的本来面目了。山壁上的雪全都被雪崩卷走了，很显然小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都死了，被埋在数千英尺山下几吨重的雪中，没命了，完蛋了。”

理查点点头，仿佛他完全能够理解。我还记得，他曾经眼见着乔治・马洛里攀登通往北坳的那道长雪坡，并且提醒他不要这么做。1922年，在珠穆朗玛峰的一次雪崩中，这座雪坡夺去了马洛里七位挑夫的性命。

“这些事在你给报纸的报告中都写了，其实你只是重复了一遍，说什么通往六号营地的山脊上狂风大作，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先生不得不退到北壁的岩石滩和冰雪上，以便能够下到五号营地，”理查说。

“是的，一点儿不错。”

“西吉尔先生，想必在上山去寻找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们也不得不离开山脊，爬上了那边山壁。这就是说，你们和他们相遇了，你们看到他们，冲他们大喊，他们也冲你们喊来着，这一切都发生在山壁之上，而不是山脊上。这就解释了为何山脊上没发生雪崩。”

“是的，”西吉尔说。他说这个英语单词时带着盖棺定论的语气，仿佛这次询问已经结束了。

“可是，”理查说，修长的手指比画成一个塔尖，“你刚才告诉我，即便山脊上狂风呼啸，你们和那两位已经遭遇不幸的人相隔30多米，也就是100英尺，可是你们仍可以互相喊话，且能够听见对方说话。”

“英国人，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任何暗示，”理查说，“不过我还记得，1922年，我在那座山脊之上时，那里海拔那么高，我和另外两名登山者被迫离开那座山脊，顺风到了布满岩石的北壁上，我们之间相隔五步，这可比30米短多了，可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呼喊声。”

“这么说，你觉得我是个骗子？”西吉尔的声调很低，脸部紧绷。他把双手和前臂从桌上拿开，右臂动了动，仿佛正从他那宽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没准儿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刀。

理查轻轻放下烟斗，手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下，他的手指修长，手上因抓握岩石而遍布伤痕。“西吉尔先生，我并没有说你是骗子……我只是在尝试理解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伙伴在人生最后几分钟的经历，以便能够详细地向布罗姆利夫人报告，她此刻伤心欲绝，以至于还幻想着她儿子现在还活着，就在山上的某个地方。依我看，你刚一离开那道山脊，继续沿着山壁向上攀爬，风就小了，呼啸声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你完全能够对着30米开外的布罗姆利喊话。”

“是的，”西吉尔说，他依旧一脸怒容，表情阴沉，“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理查问，“你冲他们喊了什么，特别是对布罗姆利说了什么，在雪崩开始之前，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他们两个人是谁出现了雪盲症状？”

西吉尔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这次的询问中再多说话，就意味着他屈服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开口了。他那个长着奇怪眉毛的朋友赫斯先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似乎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的英语对话，而且可以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或许这个瘦削的男人充其量也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也可能是耐心等待西吉尔先生给他翻译。不论如何，反正他看上去对他们的对话十分感兴趣。

我确信，虽然我不肯定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右边的男人，也就是著名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先生绝对听得懂这唇枪舌剑的英语对话。

“是布罗姆利勋爵牵领着出现雪盲症、步履蹒跚的梅耶，我对布罗姆利喊——‘你俩怎么爬这么高？’”西吉尔说，“然后我又喊——‘你们需要帮忙吗？’”

“你对着布罗姆利喊话时，你的六个德国探险家同伴和你一起在山脊上吗？”理查问。

西吉尔摇摇他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没有，没有。海拔太高了，我的朋友们受到的影响都比我严重。他们有几个留在三号营地休息，你们英国的探险队就这么叫，还有几个爬上了北坳。我一个人爬上北部山脊，去了五号营地和更上面的地方。就像我在给几家报纸和登山杂志的报告里写的那样，我碰见布罗姆利和他那个得了雪盲症的同伴时只有我一个人。你肯定在此之前也看过了我的解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