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医学院地下停尸所的检验室里，库兹明教授刚刚做完尸检前的消毒。他即将面对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尸体，心里不太高兴。

“下一个是几号？”他一边用质量低劣的纸巾擦干手，一边问他的助手。

“一五八号。”助手说。

“详细情况？”

“白种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详，身份不明。”

库兹明哼了一声，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许是流浪汉、无业游民或无家可归者。这具遗体在他解剖之后，或许还可以帮助上面三层楼里的医学院学生理解，暴力殴打会对内脏器官产生什么伤害，其骨骼甚至还可用来上一堂生动的解剖课。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会出现大批尸体。不过，幸亏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话，教授和他的法医科同事就忙不过来了。

城市里发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医院里的，或是因为能够预测到的原因而死去的，医院和当地医生可以为之签署死亡证明。

接着就是“预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去世的医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开具死亡证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发生在家庭、工厂工地，或者道路车祸导致的意外死亡。近年来，莫斯科还有两类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冻死的和自杀身亡的，多达几千人。

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不管身份是否明确，都可以分为三类：衣着整齐，体内没有酒精，是投河自杀；衣着整齐，但饮酒过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着泳装的是游泳时意外淹死的。

然后就是凶杀死亡。这些尸体会交给警方的刑警部门，再送到库兹明教授这里来。即使这样，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其中的大多数是“家庭内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杀，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员。警方通常在案子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就拿到了尸体。尸检只是为了证明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尸检只是帮助法庭尽快做出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酒吧斗殴和黑社会争斗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他知道警方的侦破率仅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并不难，颅脑中弹就是颅脑中弹，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则不是教授关心的问题。

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局知道死者是谁。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号尸体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开盖布的时候，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兴味索然地走了过去。

哦，他想道，奇怪，颇有意思。那种普通人闻到马上会感到窒息的恶臭，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他早就习惯了。他拿着解剖刀，绕着长长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着这具破损的尸体。很奇怪。

头部看上去比较完整，只是眼眶内空空如也，不过，他明白，眼睛是被鸟儿叼走的。这尸体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躺了大约六天才被人发现。骨盆以下，双腿似乎已经脱色，还因时间过久而开始腐败，但没有受损。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青肿，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他放下解剖刀，把尸身翻过来，背部也是伤痕累累。他又把尸体翻回去，开始动手解剖，并把他的发现口述给一台磁带录音机。之后，他要根据录音内容整理一份尸检报告，交给彼得罗夫卡大厦的民警局刑警。他的录音从日期开始：1999年8月2日。

美国，华盛顿

1986年2月

中旬的时候，杰森·蒙克很高兴，他的苏联东欧处领导则略微吃惊——比奥特尔·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没去接触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没有联系美国使馆。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柏林地址写了一封信。

提供这个地址，风险很大，但也经过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举报这个地址，那他就说不清了。审讯官知道，除非他已经同意为中情局效劳，否则是不会得到这个地址的。如果他争辩说，他只是假装为中情局效劳，那就更糟糕了。

审讯官会这样问他：为什么你没在第一时间向亚丁的军情局上校报告？为什么你让那个美国人逃走？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对整个事情只字不提，要么加入。来信表明，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来往国外的邮件都要经过审查，所有电话、电报、传真和电传也一样。但苏联内部的信件数量庞大，不可能全部检查，除非发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为可疑分子。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集团内部，包括东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