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天后,劳拉·贝恩斯打来电话。那时我正在西56街排队领新驾照——我还需要重新拍张照片,一边翻看着什么人留在椅子上的杂志。

“凯勒先生,我已经读了你给我的书稿,确实印证了我的怀疑:理查德·弗林即使不是全篇编造,也是杜撰了其中的大部分。也许他要写的就是一本小说。在过去,作家会说他们的故事并不是纯靠想象拼凑的,而是来自他们偶然发现的一部无主的书稿,或者真正的叙述者确有其人,但是已经去世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也有可能,过了这么多年,弗林渐渐觉得他臆想的事真的发生过。你拿到余下的书稿了吗?”

“还没有。”

“弗林其实从没能写完这本书,是吗?他大概意识到了这是一本多么可悲的书,还可能引起不愉快的法律后果,所以就此搁笔了吧?”

她的声音是平静的,却有种扬扬得意的感觉,这让我很不爽。如果德雷克告诉我的是事实,那么她就是在当着我的面睁眼说瞎话。

“韦思莱克博士,死者为大,韦德教授遭棒击至死的事不是弗林先生凭空捏造出来的,您此后改名的事也不是他想象出来的。是,我是还没有全部的书稿,但是我有很多其他有用的资源。我来问您:韦德被杀的那天晚上您确实见了他,对吧?然后弗林来了。您对他说了谎,说您要在一个朋友家过夜,而弗林就来闹事了。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拜托别再想着给我编瞎话。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她沉默了一段时间,我想象着她是一个四仰八叉倒在拳击擂台上的选手,裁判正在给她数倒计时。可能她没有想到我能够发掘出那晚事情的细节。教授确实死了,弗林也不在人世,而且我几乎确定,她无从知道德雷克·西蒙斯那几个小时里也在现场。我猜想她是否会否认我说的事,抑或是从她的魔术师帽子里再拉出一只兔子?

“你真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不是吗?”最后,她说,“你真的知道这整个故事会把你带向何处,或者你只想装装大侦探?过了这么多年,你想让我回忆出这么多细节,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想要挟我?”

“我有什么可以用来要挟您的吗?”

“在这个城市里我认识很多人,凯勒。”

“您这句威胁听上去像那种老式侦探片里的台词。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只是照章办事,女士’,然后委屈地对您笑笑,把我的侦探软呢帽拉下来遮住眼睛,再竖起我侦探大衣的衣领?”

“什么?你胡说什么,是不是喝了酒了?”

“您是否在否认罪案当晚您在现场,而且理查德·弗林为了罩着您,对警察说了谎?”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她问我:“我们的谈话你录音了吗,凯勒?”

“我没有。”

“可能你也疯了,和弗林一样。健康保险——如果你上了的话——可以付得起几个疗程,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你的保险派上用场了。我又没有杀他,所以20多年之后谁在乎那天晚上我在哪里?”

“我在乎,韦思莱克博士。”

“那好吧,你在乎吧,随你便。但是永远别再联系我了,我是说真的。我已经仁至义尽把该说的都说了,没有工夫再和你耗了。如果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企图接近我,我就告你骚扰。再见。”

她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有点儿懊恼,因为我丢掉了故事的一条重要线索——我确信这次通话之后她再也不会理我了。我为什么反应那么过激?为什么在一次蠢透了的电话交谈中把我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德雷克给了我一张王牌,而我就这么把它给浪费了。

几分钟以后,他们叫我去照相。摄影师对我说:“再放松一点儿,老兄。不是我说,你看上去好像肩上扛着整个地球似的。”

“可不,扛了好几个地球,”我告诉他,“而且一点儿也不落好。”

***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春天渐渐降临在这个城市,我和好几位曾经和约瑟夫·韦德交好的人聊了天,是哈利·米勒把他们的联系方式一个个找到的。

萨姆的感冒恶化成了肺炎,所以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床上瘫着。她的妹妹露易丝,一个艺术生,从加利福尼亚过来照看她。我坚持要去看望她,但是每次她都让我再多点耐心等等,因为她不愿意以现在的面目示人:擦不干的眼泪、大红鼻子。

大多数时间彼得不是出差就是忙于工作,所以我只和他在电话里聊过,告知他我调查的最新进展。他告诉我奥尔森女士还是没能找到书稿其他章节的任何线索。

我给劳拉·贝恩斯从前的同学莎拉·哈珀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她既没有接,也不回复我的语音留言。我也没能联系上教授的妹妹,英琦·罗西。我找到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于是打电话过去和一个管家联系上了。他连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出来。费了半天口舌我终于听明白,罗西“希纽尔”和“希纽拉”[1] 近两个月都不在家,他们长途旅行去了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