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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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劳拉说对了。

一周之后，我们在拿莎街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比萨，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当下就想给《签名》杂志办公室打个电话。我到卫生间旁边的电话亭，投了一块钱，然后拨通了自那次演讲后就随身携带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一个年轻女人接了电话，我说我找哈特利先生，并自报了姓名。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编辑的说话声。

我提醒他自己是谁，他则直奔主题。“好消息，理查德。我把你的小说放在下期，一月份登出。那一期相当厉害。假期之后，我们的读者通常会变多。我一个逗号都没改。”

我不知所措。

“您选了哪篇小说？”

“三篇小说都不长，所以我决定全部刊出。我给你5个版面。顺便提一句，我们需要一张你的照片，黑白肖像照，还需要你的个人简介。”

“听起来太难以置信了……”我说，然后磕磕巴巴地表达了感谢。

“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所以它们应当被人阅读。我们可以假期之后见一面，好好了解一下对方。要是你能坚持写作，前景大好啊，理查德。假期愉快，很高兴能带给你一些好消息。”

我祝他假期愉快，挂了电话。

“看你容光焕发的，”我回到餐桌边坐下，劳拉问，“有好消息？”

“他们一月三篇全部刊登，”我说，“全部三篇，你能想象吗？在《签名》上！”

我们没有开香槟，甚至也没去个好点儿的饭店庆祝一下。晚上我们待在家里，只有我俩，计划着未来，感觉就好像星辰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签名》杂志”、“三篇短篇小说”、“黑白肖像照”、“有作品发表的作家”……这些词一直在我脑袋里像旋转木马一样不断回旋，形成一道闪着荣耀的不朽的隐形光环。

如今，我意识到自己那时被生命中突然出现的变化冲昏了头，以至于在各个方面都过分夸大了它的重要性。《签名》毕竟不是《纽约客》，它给作者的报酬不是支票，而是免费杂志。当时我没意识到的是，之前那几天，劳拉身上的某些东西也在发生改变。回望那段时间，她好像离我很远，总是沉浸在什么事情当中，越来越少和我说话了。有那么一两次，我撞见她悄声打着电话，每次一发现我在家，她就立马挂了电话。

我差不多每天都去韦德家，每次都在图书室里工作三四个小时。图书室开始渐渐整齐起来。我不再参加任何活动，只和劳拉共度夜晚。但大多数时候，她都把工作带到家里，弓着身子坐在地板上，周围到处都是书、一堆堆的纸和笔，仿佛萨满在主持某种秘密的仪式。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甚至再也没做过爱。尽管我早上起得很早，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发现她在我醒来之前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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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天，我在韦德的图书室里偶然看到了那沓手稿。

门对面的书架下方有一个小橱柜，之前因为没引起我的注意，也就没打开过。我当时正想找点儿写字的纸，好给门口那几个书架的最终陈列做个图表——我正是从那里开始整理的。我决定先不去楼下教授的书桌上拿纸，而是在那个柜子里找找。我打开它，找到了一大堆纸、几本旧杂志、几捆铅笔、圆珠笔和书签。

就在我从橱柜里拽纸出来的时候，纸掉了，散落了一地。我跪下来捡纸，发觉柜子里一支铅笔的笔尖好像戳在墙里了。它插进去的地方，两侧的墙面原本应该是连在一起没有缝隙的。我往前凑了凑，想看得清楚些，挪走了其他挡住视线的东西，发现柜子左侧的墙是一面假墙，打开之后有一个电话簿那么大的空间。在那个壁龛里，我发现有一捆纸藏在纸箱里。

我把它拖出来，箱子上找不到对这些手稿的标识或说明。我大致翻了翻，发现这是一本精神病学或者心理学方面的作品，但里面没写书名和作者的名字。

那沓稿子看起来至少出自两个人的手笔。有些是打印出来的，有些布满了用黑色墨迹手写的小巧字体，其余纸上的字则出自另一个人之手，用蓝色圆珠笔写成的潦草硕大的字母向左倾斜着。无论是打字还是手写的纸页，都满是修改，有那么几处，一段或是两段文字的扩充部分连在用透明胶粘着的纸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劳拉和我提起过的、韦德教授那本著名著作的手稿（或是很多手稿之一），抑或是更早的已经出版的某部作品的书稿。

我快速读了头几页，略过了一些我不懂的科学用语，然后把手稿放回去，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按照原本的方式放好。我不想让韦德觉察到我发现了他隐秘的角落，好像我一直在他家里到处乱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