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1987年意味着股市直冲云霄之后跌入谷底,伊朗门事件[1] 让罗纳德·里根在白宫地位不保,《大胆而美丽》[2] 占领千家万户。对我而言,那一年则意味着坠入爱河,以及,发现魔鬼的存在。

那时,我刚刚在普林斯顿度过三个年头的学生时光,住在白杨街上博物馆和神学院中间的一栋古旧建筑里。一楼是客厅和开放式厨房,楼上有两个双人卧室,各带一间独立浴室。从那里走路到我上英语课的麦考什楼,只需要20分钟。

10月的一个下午,我回了家,进了厨房,惊讶地发现一个瘦高的年轻女孩站在那儿,一头金色的长发梳成中分。透过那副粗框眼镜,她向我投来友善的一瞥,让她由内而外散发着严肃而性感的气息。她正使劲挤着那管芥末酱,没意识到自己还没揭下来封口处的锡箔纸。我把盖子拧开,撕下锡箔纸,递给她。她谢过我,然后把浓稠的黄色芥末酱挤在刚烤完的巨型热狗上。

“谢谢啦,”她似乎不愿意透露她的中西部口音,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老土,“来点儿吗?”

“不了,谢谢。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理查德·弗林。你是新来的租客吗?”

她点点头,咬了一大口热狗,努力在回答我之前硬吞下去。

“劳拉·贝恩斯。很高兴见到你。我之前的那个租客是不是养过臭鼬还是什么东西?上面简直臭不可闻。而且,我得重新粉刷一遍房间。对了,热水器是不是坏了?我等了半个小时水也不热。”

“是烟,”我解释道,“我是说你之前的那个租客,热水器可不会冒烟……他吸的不光是烟,你懂的。除此之外,他人还不错。他突然决定休个长假,之后就回家了。好在女房东没让他付今年剩下的房租。热水器嘛,已经有三个水暖工来修过了。虽然于事无补,但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祝他一路平安。”劳拉边吃边说。接着她指着桌子上的微波炉:“我做了点儿爆米花,马上要看电视直播——杰西卡上了CNN[3] 直播。”

“杰西卡是谁?”我问。

微波炉“叮”的一声,爆米花好了。劳拉在水池上方的碗柜深处翻出了一个大玻璃碗,把爆米花倒在里面。

“杰西卡·麦克卢尔是个小姑娘,掉进得克萨斯的一口井里了。”她说,“CNN正直播营救现场呢。你怎么会没听说过?大家都在说这事儿。”

她把爆米花倒进碗里,示意我跟她进她的房间。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打开了电视机,我们俩盯着电视,好一阵儿没说话。温暖而柔和的10月,雨水远不如往年丰沛,平静的暮光在房间的玻璃墙上漫溯。屋外三一教堂周围的一片公园,在黑暗中神秘地静卧着。

劳拉吃完了她的热狗,从碗里抓了一把爆米花,好像完全忘了我的存在。电视里一位工程师正和记者解释,如何在竖直的井中开展营救工作,才能让营救队下到地下,找到那个孩子。劳拉蹬掉脚上的拖鞋,在沙发上把腿蜷在身下。我注意到她的脚指甲上涂着紫色的指甲油。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我最终打破沉默,问她。

“我正在读心理学硕士,”她说,眼睛没从电视屏幕上移开,“这是第二个硕士学位。我之前在芝加哥大学拿了个数学硕士学位。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长大。去过那儿没?当地人喜欢骂印第安人,焚烧十字架[4] 。”

我意识到她至少比我大两三岁,有点儿心灰意冷。人到了一定年纪,似乎三年就差了不少。

“我以为只有密西西比是那样呢,”我说,“没去过伊利诺伊,我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我只去过中西部一次,大概是我15岁那年的夏天,我和我爸在密苏里州的欧扎克斯钓鱼。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还去了圣路易斯。心理学硕士?在拿了数学硕士之后?”

“嗯,我在学校都被当作天才,”她说,“高中的时候,我拿了各式各样国际数学比赛的奖项,21岁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准备读个博士。但我推掉了所有的奖学金,到这儿读心理学。我的理科硕士学位帮我拿到了一个研究项目。”

“好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别着急啊。”

她掸掉T恤上的爆米花渣。

我记得很清楚,她穿了一条砂洗的牛仔裤,上面有几条拉锁,属于当时比较流行的款式,还有一件白色的T恤衫。

她走到冰箱前,拿了瓶可乐,问我要不要。她启开瓶盖,在两瓶可乐中各插了根吸管,回到沙发这边,递给了我一瓶。

“我毕业的那个夏天,爱上了一个男孩。”她的口音很怪,“他从埃文斯顿来,回家过暑假。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电子学硕士,专业和电脑有关。他叫约翰·R·芬得利,一个帅气又聪明的男孩。他比我大两岁,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对彼此有点儿印象。一个月之后,朱莉娅·克雷格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了。那丫头是我见过最蠢的动物,像个原始人一样,需要学习怎么用十几个单词把话说清楚,怎么给腿除毛,怎么用刀叉。我意识到自己虽然擅长方程式和积分,但却对大家的想法,特别是男人的想法一无所知。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加小心的话,可能就会在一群猫啊、天竺鼠啊、鹦鹉中间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第二年秋天来这儿的原因。我妈担心我,想让我改主意。但她足够了解我,确信让我改变主意比让我学会骑扫帚上天还难。这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从没后悔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