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3/5页）

几分钟后，她要找的那个男人从旁边一间囚犯会客室走出来。这个人体态端正，年近四十，头上留着稀薄的棕发，随和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身穿蓝色衬衫和牛仔裤，外罩一件黑色的运动夹克。

“嗨，阿米莉亚，你来了，”这个人慢条斯理地说，“我是要和你一起去见林肯吗？”

“嗨，罗兰，你说对了。”

罗兰·贝尔警探的夹克敞着，萨克斯一眼便瞥见他腰上的皮带。他和大家一样服从规定，卸下武器才进拘留所，但她注意到贝尔的腰带上有两个空枪套。她回想起以前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曾经常谈起“钉钉子”——南方人喜欢用这个词来指代射击——的经验。射击是贝尔的兴趣之一，但对萨克斯来说，却是一种竞赛。

之前的那间囚犯会谈室里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这时他们都走了出来，加入他们的谈话。其中一名身穿西装的男人是她认识的警探，路易斯·马丁内斯。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

第二个男人穿的是周末休闲服：卡其色长裤，黑色的艾祖德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褪色的风衣。贝尔为他和萨克斯作了介绍，说他名叫查尔斯·格雷迪，但刚才萨克斯见面就立刻认出他了。他是助理检察官，在纽约的执法机构中算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当别的检察官都早已转业或改调至其他更能获得利益的地方时，这位身材瘦削，已近中年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仍固执地留在州检察官办公室供职。许多新闻媒体在提到他的时候，往往会用“斗牛犬”和“顽固到底”之类词来形容他，甚至喜欢将他比作纽约的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但与这位市长不同的是，格雷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一直很满足于留在检察官办公室，沉醉于自己的爱好——他简单地称之为“把坏蛋送进监狱”。

在这方面他可是声名卓著。他获得胜诉使被告被判有罪案件的记录，是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高的。

至于贝尔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也和格雷迪最近侦办的案件有关，因为州检察官起诉了一名住在纽约州北部乡间小镇的保险经纪人。此人名叫安德鲁·康斯塔布尔，现年四十五岁，在保险这一行里默默无闻，却因参加了当地的军事团体“爱国者会”而名声大噪。他因涉嫌密谋恶意教唆杀人而被起诉，整件案子因为必须改变审判地点，而移至纽约市开庭。

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格雷迪不断收到不明人士的死亡威胁警告。接着，就在几天前，格雷迪接到一个从弗雷德·德尔瑞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德尔瑞是联邦调查局探员，经常与莱姆和塞林托合作。他最近秘密参加一项机密的反恐行动，但他手下的探员却得到线报，获悉近日内可能会有人对格雷迪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这个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凌晨，有小偷进入了格雷迪的办公室，这终于迫使警方展开行动，调罗兰·贝尔来负责保护检察官的生命安全。

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罗兰·贝尔是土生土长的北卡罗来纳州人，他一直与塞林托合作，侦办凶杀案件及一些重大刑事案。除此之外，他还是纽约市警察局一个非正式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简称为“SWAT”，但并不是众人皆知的“特殊武器战术小组”，而是“保护证人小组”。

贝尔曾这样解释：“这是一种让某人在受到加害时活下去的专业技术。”

于是，贝尔身上便肩负了双重任务。他平日除了和塞林托与莱姆一起侦查刑事案，还得担任保护证人的行动负责人。

此时，他已妥善安排好保护格雷迪的安全，而警察总局的最高长官——那位表示不高兴的长官，下令全力搜捕“魔法师”。专案小组需要得力的人手，而贝尔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安德鲁·康斯塔布尔。”格雷迪对贝尔说，用头指向会谈室墙上那面朦胧的玻璃窗。

萨克斯走到玻璃窗前，看见里面坐着一位身材瘦削、相貌奇特的犯人。他穿着一件橙色的连身服，低着头坐在桌前，一直不停地轻轻点着头。

“看出什么了吗？”格雷迪又问。

“没有，”贝尔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土气，也很顽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那个家伙还算有礼貌。事实上，查尔斯，我得这么说，我觉得他一点儿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他当然不这么认为，”格雷迪做了个鬼脸，“要犯人承认自己有罪是很难的事。”接着，他微微露出笑容说：“但这就是他们付给我高薪要我做的事。”尽管格雷迪这么说，但其实他的薪水比刚进华尔街法律事务所的职员还少。

贝尔问：“关于你办公室失窃的事有任何进展吗？初步现场鉴定报告送来没有？我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