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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坟墓边停留了一会儿，两个掘墓人恭恭敬敬地侍立在几码开外。我走上前，攥起一把潮湿的泥土洒向棺椁。她仍然无动于衷。

“您是德雷顿医生吗？”我说道，“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我叫艾伦・斯泰西。不知道是否方便跟您聊一聊呢？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记者。”

她的嗓音比我想象中的更低沉，说话冷静，而且语调调节得恰到好处。她没有看我，开口说道：“我很清楚您是谁，斯泰西教授。三年以来，我一直在静候您的到来。”她转过身来，微微一笑。突然，整个人看起来魅力十足，好似回到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得躲躲这雨，要不我们俩的身体可都吃不消。听起来像医嘱是吧，不过不收费。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路上。一起去喝点儿什么吧。”

她的寓所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她娴熟无比地高速开着车，穿过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就到了。房子坐落在大约一英亩精心照料的花园之中，山毛榉围在四周，从树林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湾。这幢房子属于维多利亚风格。正面可以看到狭长的窗子和绿色的百叶窗，入口处还修了一座门廊。我们拾级而上。一位穿着黑呢外套的高个深色皮肤男子立即打开了门。他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脸上戴着金属框的眼镜。

“啊，维托，”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时，她说道，“这是斯泰西教授。”

“教授[2]。”他略略欠了欠身。

“我们一会儿要在图书室里喝咖啡。”她说，“咖啡我来煮就好了。”

“好的，伯爵夫人。”

他转过身停下，用意大利语对她说着什么。她摇了摇头，也用同一种语言流利地回应着。然后，他从正厅后面的门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好奇地说道。

“哦，别听维托说的。”她客气而坚定地打发了我的探询，“他一贯装腔作势。这边请。”

房间淡雅别致。黑白格瓷砖的地板，弧形楼梯，墙上挂着两三幅油画，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海景画。她拉开桃花心木双扇门，带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图书室。书架靠在四面墙上，落地窗外就是花园。亚当风格的壁炉里，明亮的火焰欢快地跃动着；房间里还有一架大钢琴，上面摆满了银色相框的照片。

“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她问道。

“好的。”

她走到橱柜旁，在酒架边忙碌着。“您怎么知道我的？”我问道，“是库伦教士说的吗？”

“自从您开始研究哈里的事，我就知道了。”她递过来一盏酒杯。

“谁告诉您的呢？”

“哦，我的朋友。”她说，“以前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手眼通天的人。”

于是，我想到了托尼・比安科，我那位在大使馆的中情局联系人，顷刻间兴奋起来：“我觉得谁也不愿意回答我那个关于国防部的问题。”

“我猜也是。”

“可他们还是把遗体交给了您。您肯定来头不小吧？”

“这么说倒也没错。”她从一个银匣子里掏出支烟点上，然后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跷起纤瘦的腿，“您听说过SOE吧，教授？”

“当然，”我说道，“就是特别行动机构。英国情报部门在一九四〇年奉丘吉尔之命设立的，目的是配合欧洲的抵抗力量和地下运动。”

“‘点燃欧洲的火花。’这是老人家命令的原话，”萨拉把烟灰掸在壁炉里，“我就效力于特别行动机构。”

我震惊了，“可您当时还是个孩子啊。”

“十九岁，”她说，“一九四四年。”

“那玛尔提诺呢？”

“您看钢琴上，”她说，“最靠边的那幅银色相框。”

我走到钢琴边捧起照片，她的面庞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奇怪，她似乎毫无变化，除了一点——那时候她是金色的卷发。她戴着一顶小小的黑帽子，身着战争时代的那种大垫肩、细腰身的大衣。她还穿着丝袜和高跟鞋，挎着黑色漆皮小包。

站在她旁边的男人中等个子，呢子制服的外面套着皮质军用风衣，两只手插在深深的口袋里，一顶松垮垮的帽子把他的大半个面孔都埋在了阴影里。他嘴角咬着一支香烟，眼睛颜色很深，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脸上的浅笑带着一种坚决无情的魅力。看起来，他是个危险至极的人物。

萨拉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看不出来是牛津大学教道德哲学的‘克罗斯雷’教授，是吧？”

“在哪儿拍的？”我问道。

“就在泽西，离这儿不远。一九四四年五月，是十号吧，我记得是十号。”

“我来泽西时间也不短了，但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当时是被德国人占据的。”我说。

“一点儿没错。”

“那玛尔提诺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还跟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