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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夹在胳膊下面的那一摞黄色稿纸斗争了一会儿，终于弄齐整了，然后朝我点点头。我望着他拉开门走了进去。我松开刹车，奥兹缓缓离开了白色的人行道边缘。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霍华德·斯潘塞。

***

我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既疲乏又沮丧。那是个空气沉闷的夜晚，噪声仿佛被捂住了，听上去很遥远；月亮迷蒙而冷漠。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放了几首乐曲，可耳朵里几乎没听见什么。我好像听见从什么地方传来持续的滴答声，可这房子里根本没有一件东西会发出那种声音。那滴答声就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个单人报丧队。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艾琳，以及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见到她。那以后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变得难以把握了。她仿佛不再真实。当你知道一个人杀过人，就会觉得他不再真实。世上有人或为仇恨或为恐惧或为贪欲而杀人。有狡诈的凶手，事先精心筹划，企图瞒过众人；有狂怒的凶手，完全为热血所支配；有迷恋死亡的凶手，对于他们来说，杀人是一种间接的自杀。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都精神失常，不过不是斯潘塞所说的那种。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漆黑如深井的睡眠中拽了出来。我翻身起床，摸索着拖鞋，意识到自己才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块在下等饭馆里吃下去的只消化了一半的肉。我眼皮黏在一起睁不开，嘴巴里满是沙子。我费劲地站起来，一路跌跌撞撞地进了客厅，抓起电话听筒，对着里面说道：“别挂。”

我放下电话，走进卫生间，往脸上扑了些冷水。窗外有什么东西在咔嚓咔嚓作响，我懵懵懂懂朝外面望了望，看见一张没表情的黄脸。那是每星期来一次的日本园丁，我叫他铁心哈利。他正在修剪金钟花丛——日本园丁修剪金钟花丛的典型做派。你叫了他四次，他总说“下星期”，然后某一天早晨六点钟就来了，在你卧室窗外咔嚓咔嚓。

我擦干脸，回到电话机旁。

“喂？”

“先生，我是甜哥儿。”

“甜哥儿，早上好。”

“夫人死了。”(4)

死了。一个冰冷、无声、黑色的词语，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如此。夫人死了。

“我希望你什么都没干。”

“我想是药。叫杜冷丁。我想瓶子里有四五十片。现在空了。昨晚没吃饭。早晨我爬上梯子从窗户往里看。跟昨天下午一样的穿戴。我砸破了玻璃。夫人死了，冷得像冰水。(5)”

冷得像冰水。“打电话叫人了没有？”

“洛林医生打电话给警察。还没到。”

“洛林医生，是吗？那个迟来的家伙。”

“我没给他看信。”甜哥儿说道。

“写给谁的？”

“斯潘塞先生。”

“交给警察，甜哥儿。别交给洛林医生。交给警察。还有一件事，甜哥儿，不要隐瞒任何事情，不要说谎。我们昨天在那里，把事实告诉警察。这次要说实话，全部照实说。”

那边沉默了片刻。接着他说：“是，我听明白了。再见了，阿米哥。(6)”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打电话到里兹-贝弗利酒店，找斯潘塞。

“请稍等，我转给前台。”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里是前台，能为您效劳吗？”

“我找霍华德·斯潘塞。我知道现在太早，但我很急。”

“斯潘塞先生昨晚已经退房了。他坐八点的飞机回纽约了。”

“哦，抱歉，我不知道。”

我去厨房煮咖啡——几大勺咖啡粉。厚重，浓烈，苦涩，滚烫，寡情而颓废。疲惫的男人的血液。

几个小时后，伯尼·奥尔兹打来电话。

“好吧，聪明人，”他说，“过来受受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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