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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说得也不全错。特里·伦诺克斯确实给我带来了一连串麻烦。可说到底，那是我的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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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住在月桂谷区丝兰街的一栋房子里，小房子倚着山坡，坐落在一条死巷里，长长的红杉木台阶通向前门，路对面是一片桉树林。房子配有家具，房主是一个老妇人，去了爱达荷州，要陪守寡的女儿住一段日子。租金很低廉，一则因为房主希望能够打个招呼就搬回家住，一则也因为那长台阶。她已经上了年纪，每次回家都要爬这么长的台阶吃不消。

我好歹把醉鬼弄上了台阶。他倒也很想配合一下，可他的腿像是橡皮做的，不听使唤，道歉的话还没说完就又睡过去了。我打开门，将他拖进屋子，让他瘫在长沙发上，替他盖了块毛毯，由他睡去。他呼噜打得山响，睡了一小时，然后突然就醒了，要用厕所。回来时，他斜眼瞧着我，想要知道自己在什么鬼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报家门，说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街一栋公寓里，家里没人等他。声音清晰响亮。

他说他可以喝杯黑咖啡，我便给他倒了一杯。他小心地啜着，端着咖啡碟和咖啡杯。

“我怎么到这里来的？”他环顾左右，问道。

“你在舞者俱乐部喝醉了，倒在劳斯莱斯里。你女朋友把你撵下了车。”

“可不是嘛，”他说，“毫无疑问，她完全有理由这么干。”

“英国人？”

“我在那里住过，但不是在那里出生的。也许我可以叫辆出租车，我要告辞了。”

“有辆现成的车正等着你。”

他自己走下台阶。去韦斯特伍德街的路上，他言语不多，只是感谢我的好心，并对自己的失态表示歉意。他或许经常这么说，而且对许多人说过，这些话不过脑子就从嘴巴里溜出来了。

他的寓所又小又闷，没有人气。像是他当天下午才搬进去。硬邦邦的绿沙发前摆着张茶几，上面搁着一瓶喝了一半的苏格兰威士忌、一碗化开的冰块、三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和一盏烟灰缸——里头的烟蒂有的有口红印，有的没有。不见照片，也没有哪怕一件私人物品。你可以认为它是一间租来开会、举办告别派对、喝酒聊天，甚或上上床的旅馆客房；只是不像一个人真正住的地方。

他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谢绝了，也没坐下。我离开时，他又谢了我，不过没表现得好像我对他恩重如山，但也不是完全不把我当回事儿。他稍微有点虚弱，还有点腼腆，但很有礼貌。他一直站在门口，直到自动电梯上来，我走了进去。他也许一无所有，但至少很有教养。

他没再提那女孩，也没提他没有工作，无所指靠，为了那所谓的上流尤物，他差不多是掏空了囊中最后一块钱付了舞者俱乐部的账单；而那尤物竟不肯多待一会儿，也不管他会不会被巡警抓进班房，或者被开出租的扔到野地里去。

电梯往下走时，我有一股冲动，想回去把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带走。但这实在不关我的事，而且说到底，那样也不顶用。只要想喝，他们总能搞到。

我开车回家，一路咬着嘴唇。我其实是心肠相当硬的人，可那家伙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我不清楚是什么，也许是他的白发、疤脸、清晰的嗓音和他的礼貌。也许这些就足够了。我没理由会再见到他。他不过是条丧家犬，像那女孩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