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剥皮郎君 第四章（第2/5页）

刑警问胡强，他盗取的那些人体器官都去哪里了？他是怎么处理的。可一旦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胡强就突然变得异常沉默起来，什么也不肯说，东张西望仿佛听不见一般。最后，刑警们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手段询问他。他最后才抹抹嘴角的血迹，诡黠地笑着说，那些内脏全让他给吃了。问他怎么吃的，什么时候吃的。他又再次死也不肯说了。在刑警们看来，这完全不符合逻辑，胡强曾几天连续作案，盗取的内脏不再少数，就算他当牛羊肉这么餐餐吃，也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吃得一点也不剩。并且，在胡强的住所，完全没有煮食的痕迹。据了解，他平时很少做饭，一般都是去吉野家这样的快餐店吃饭。

还有一件更难解释的事是，按胡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以及其银行账单记录，他是如何有能力拿出一笔现金支付四大洋酒店的房钱，退房还不去要回押金，更能够一次性给董麦胜五万块钱的？

不管怎样，就目前掌握的犯罪事实，已经足以给胡强定罪，其他的问题，只能留待日后慢慢再做追究。

胡强的案子算是告一段落，可我心里始终有个结没有解开。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胡强走到今天这万劫不复的一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对胡强这个人有进一步更深入的了解。

按规定，警方有责任将胡强的案子通知罪犯家属。我主动请缨，要求前往胡强的老家，当面将胡强的情况告诉他唯一的亲人，他的母亲。同时，也顺便对胡强的背景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吴队同意了我的请求，但要求我将所了解到的材料写一份完成的报告给他，为以后刑侦部门培训新丁时，提供有价值的实案分析。

我来到辽宁锦州所辖的那个小城，见到胡强的母亲，告诉他胡强所犯下的死罪之后，胡母脸上没有半点表情，自始至终只是木然地听着，仿佛在听我讲述别人儿子的故事。等我说完了，半晌她才淡淡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了一句：“死了好，早死早超生！”我不知她是指那些受害人，还是指她即将被判处死刑的儿子胡强。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她指的是胡强。

来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他母子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我并没有指望能从她这里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离开胡强的家，我来到胡强曾经入读过的小学，找到当年教过他的班主任李老师了解情况。李老师大概五十岁左右，满头白发，皮肤倒挺白皙，不像一般看上去跟农民没什么不同的那些乡村教师。她自从教胡强那时开始，就是所谓“代课老师”的编外教师，至今她还仍然没有摘掉代课老师的帽子，尽管工资比以前加了很多，待遇也基本跟有编制的老师差不多了。

李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记忆力相当好。她对自己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记忆犹新，一旦提起来她都能如数家珍般事无巨细地讲给你听。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竟然留有一套自己制作的所有教过学生的档案！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以往学生留下的作业、课本、成绩单、逢年过节送给老师的贺卡、学习过程中做的手工活，以及一些相片合影等等。原本以为，胡强不过是她教过的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她不会留下太多的资料。可是，等她从那堆资料里，将所有有关胡强的东西挑出来，摆在桌面上时，足足比其他人的多了两倍有余。她甚至还有一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本，里面全是她单独对胡强的记录。当时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里百感交集真不知该说什么。

李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他是个可怜的孩子，可惜啊！”

对一个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罪犯做出这样颇似评价的感慨，实在让我大感意外，我更加迫切地想知道，在胡强身上，到底曾经发生了什么。

胡强的父亲胡大山按当时的情况来说，文化水平还不算低。可是，他读到高中就读不下去辍学了，整天跟着一班狐朋狗友，扛着猎枪往山里去打猎，照那时的讲法，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过，据说他有一把好嗓子，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错。那时属于文化大革命晚期，所以，但凡宣传队有活动，总是会叫上他十里八村地去表演革命节目。后来家里人见管束不住他，怕他迟早出事，便托人把他送到长白山里的一个青年站去做事。在青年站里，铺砖、盖瓦、喂猪、做饭、修路、砌墙什么都得干。在别人看来都是些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儿，他干起来倒是乐在其中。加上青年站里的主要都是些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更是如鱼得水，过得也是有声有色。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后来分到当地一家军工厂当工人，专门生产午餐肉作为军需物资供应部队。街坊四邻都说那是金饭碗，一辈子都不愁吃喝了，他算是拣着了。没干多少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从四川逃荒到东北来打工的刘氏，也就是胡强的母亲。两人很快结了婚，生下了胡强。后来，国家发展重点转移，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去，全国掀起一股经济浪潮。军工厂也被迫转型，将资产分拆成股份要求员工购买，让所有工人个个都成为股东，真正当家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