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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围标的大致情况。如果前述的围标负责人与官厅当局的干部有所联系，能够事先得知当局的工程预算，他对建筑公司的影响力将会是无法撼动的。本事件中的巨势堂明（65岁）就属于这种情况。

巨势堂明曾任内务官僚，二战时曾赴马来西亚担任司政官。他从当地的驻屯部队中挑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徒兵（陆军少尉或见习士官），百般关照。他认定这群学徒兵在战争结束之后若是进入政府官厅，将来定会成为高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决心在学徒兵身上投资，实现自己的远大计划。事实也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二战期间受过他恩惠的东大学徒兵们在这几年里纷纷当上大藏省、建设省、自治省等各大省厅的局长、参事官和部长。

六年前，巨势堂明创办由建筑公司组成的南苑会，将事务所设在东京丸内神邦大楼内的“东明经济研究所”中，自己任所长。他在东京其他地方还有数个号称“××会”的组织，他利用自己与政府官厅高官之间的关系，从事各界围标负责人的工作。南苑会事务所中只有一位秘书性质的员工，名叫泽田美代子（案发时31岁）。她也是巨势的情妇，运用事务所中的一部电话进行各种联系。本案的共犯宫村彰子（28岁）则是巨势手下的房产公司组织龙水会（港区芝门前町宫井大楼内）的联络员，她也是巨势的情妇。

参议院议员高尾雄尔是巨势堂明在马来西亚时结识的至交好友，他是执政党政务审查会路线工作组干事，能够对建筑省产生巨大影响。巨势也利用了高尾的权力。

巨势堂明的做法如下：

他创立南苑会，成为建筑公司和各省官员（尤其是大藏省官员）之间的中间人，为公共事业的订单谋取方便。大藏省是审核各省预算的机关，所以各省的事业计划在制定之初就会上报大藏省的官僚。在巨势的司政官时代受过他恩惠的高级官僚会将官厅工程预算的范围透露给他，他再根据这些情况接近相关官厅的官员。那些官员有的是巨势司政官时代的“得意门生”，有的虽不是，但公共事业的建筑工程大多与执政党的路线工作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受建设省的管辖。

而巨势堂明身兼围标“负责人”与“间谍”这两重身份。

不过，巨势堂明并没有让建筑公司与官员产生直接联系，总是由自己做中间人，隔开两者，也就是公司→巨势、官员→巨势。两者一旦产生直接联系，便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的情况，违法现象也更容易被警方察觉。公司根据巨势的要求上缴金钱与物品，由巨势将这些财物分配给相关的官员。也就是说公司的贿赂分配给了多个不特定的官员，即便东窗事发，也能摆脱收受贿赂的罪名。

然而，中间人巨势会从公司的贿赂中“揩油”，公司也不清楚对方是什么官员，只能大致推测，无法得知具体的“揩油”金额。巨势拥有巨额资产和众多情妇，这些资产都是从公司的贿赂中压榨而来。在普通围标的部分我们已经提到，每次在竞标前一天，（当局的预算）消息必定会通过某种途径外泄，而且透露消息的人会收到巨额酬金，而巨势则通过“会员组织”这种现代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过程，成了“靠围标大肆敛财过上奢侈生活的围标负责人”的典型。

南苑会的会员，也就是建筑公司，通过上缴贿赂，依次拿到了官厅工程的承包权。但不亲眼看看官员的脸，他们毕竟无法安心。巨势也明白公司的这种心理，所以南苑会每年都会举办四五次高尔夫球会，邀请各个会员和官员参加。但巨势规定，双方只是在高尔夫球会上打个照面，绝口不谈工程。巨势堂明在高尔夫球会上也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隔开公司与官员，防止贪污事件的发生。

建筑公司通过高尔夫球会，就能确认自己的贿赂的确通过巨势交给了官员（当然不可能是全额），能够放心不少。

家住岐阜市丸山大道1-38的古董美术品商柳原孝助（当时59岁）是岐阜市的高尾雄尔后援会干事长。他经常打着干事长的旗号招摇撞骗，令高尾议员头疼不已。柳原虽是古董商，但他也曾是建筑业人士，在当地担任过围标负责人。

本案中的登场人物，末吉祐介（61岁）是甲东建设株式会社（台东区马道2-5）社长。此人希望承包大规模的公共事业项目，强烈要求进入南苑会，拜托日星建设株式会社的专务味冈正弘（当时53岁）介绍自己给巨势堂明，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末吉偶然得知柳原孝助给高尾议员添了麻烦，考虑到高尾议员与巨势的特殊关系，末吉认定除掉柳原就能博得高尾议员的欢心，这也就等同于博得了巨势堂明的欢心，这样一来自己就能顺利进入南苑会了。在柳原担任围标负责人的时候，末吉曾竞标过岐阜地区的工程，当时吃了不少苦头，所以末吉也对柳原怀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