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湘半城（第4/6页）

据公开的记载，洪秀全的圣库私藏中有一翡翠西瓜，是圆明园中流传出来的。翡翠比篾筐还大，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浑然天成，为举世无双的宝物，洪秀全爱若至宝，从不肯拿出来示人。结果这件宝贝后来出现在曾国荃手中，此为曾国荃抢夺圣库之明证。

李秀成提到的圣库肯定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这座圣库到底有多少丰藏呢？

根据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规定，凡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不缴者，按律问斩。个人手中财产不能超过五两银子，其余的自然都集中到了圣库，可想而知圣库是如何的“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了。除了圣库和天王府外，其他王府、将军府也都有大量藏金。

毫无疑问，湘军及曾国荃入天京后大发了一笔横财。那么，曾国荃个人到底捞了多少好处呢？

有公开的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既然曾国藩一再强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什么货财都没有，全无所得，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护送船只呢？显然，船上全部是金银珠宝。曾国荃到底得了多少财物，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当时的局面混乱，又是鼠窃狗偷，也无从统计。不少史书估计说曾氏天京一战获资数千万。数千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在当时更是非常惊人的资产。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国库历年多有结余积储。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存银多达七千余万两，曾国荃堪与之比；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存银大为下降，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咸丰三年（1853）时，户部仅存银二十二万余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说其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

除了曾氏兄弟外，湘军的大小头目也都发了大财，连军中伙夫都腰缠万贯。天京城中四十岁以下的女子都被抢劫一空。长江之中千船万闸，日夜川流不息，都是运往湖南的装满财物和女人的船。之后的几年，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连恭亲王奕訢（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在京城听说后都很是不满，慈禧太后更是心中不快。

正因为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尽数落入湘军将领之手，曾国荃为了掩饰自己一战暴富，才有意纵火焚烧了天王府。清廷对太平天国之贮金一直极为关心，一度下令追查。曾国藩则全力为湘军掩饰，极力为曾国荃鸣冤，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老饕”为时人给曾国荃起的外号，意为贪吃、好吃。那么，曾国荃真的冤枉吗？

湖南人王闿运曾不无讽刺地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思是曾国荃买笺纸都要一掷千金。若非富得流油，何至于如此。王闿运本人是有名的湖南才子，与湘军关系密切，曾多次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还应邀修《湘军志》一书。以王闿运与湘军的亲密关系，他的话断然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曾国藩幼女“满小姐”曾纪芬也说她九叔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实际上就是请假将抢劫的财物运回老家。而运回去的金银则被用来大肆购买田产，正因为曾国荃抢购土地到了疯狂的地步，当地人才将他称为“老饕”，以此来讽刺他的贪婪。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早年饱读史书，文采斐然，中了举人后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在京城经常参加友人诗会，因才高八斗而轰动一时。当时朝廷重臣肃顺非常重视人才，其幕僚大多都是汉人。肃顺经常说：“满人除了会要钱，还会做什么？当今国家有难，非用汉人不可。”他平时对满族官员十分苛刻，对汉官却非常恭敬。有人表示不满，肃顺则说：“咱们旗人都是些混蛋！瞧那些汉官，个个才思敏捷，运笔如飞，哪里得罪得起啊。”肃顺非常赏识王闿运，奉为座上宾，赠予名贵的俄罗斯贡酒，将最重要的文书都交给王闿运起草。有一次咸丰皇帝看到肃顺呈上的公文，赞赏不已。肃顺如实告之：“是湖南举人王闿运所写。”咸丰皇帝很是惊叹。王闿运一时成为京城的风云人物，与肃顺幕府里的李榕、严咸、黄瀚仙、邓弥之、邓保合称为“肃门六子”。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肃顺。时在山东的王闿运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赋诗道：“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并且不顾被株连的风险，暗中周济肃顺的家人。王闿运一生都视肃顺为知己，直到晚年与人聊起肃顺时，还大声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水涔涔而下。肃顺倒后，王闿运改投曾国藩门下。不过他为人狂狷谐谑，大胆妄为，与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完全不是一路人，加上不愿意屈尊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一直只是以清客的身份交往，很快就因为被冷落而离开。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纪念表彰湘军的“功绩”，这时候，他想到了学富五车又很熟悉湘军的王闿运，便派长子曾纪泽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王闿运倒是很干脆，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两年后，一部十一万字的《湘军志》摆在了曾国藩面前。曾国藩看后瞠目结舌，原来书中除了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真实状况，其中包括他本人兵败欲自杀的狼狈，曾国荃破天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以及湘军将领的腐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这样一本书，自然在湘军将领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曾国荃大骂道：“亏得王闿运还是熟人，怎么这样胡说八道？”甚至一度想要杀掉王闿运。最后还是曾国荃逼迫王闿运交出了《湘军志》原版，销毁了事，但《湘军志》已经流传开来。曾国荃又另请幕僚王定安撰写《湘军记》，试图消除《湘军志》的影响。但《湘军记》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文笔都很难和《湘军志》相比，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清朝灭亡后，王闿运坚决不剃辫子，成了一名著名的遗老。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图谋复辟，见到王闿运名望很高，便聘他担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王闿运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在国史馆的大门上贴了副门联：“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联中暗藏“民国”、“总统”，关联时局，讽刺辛辣。不久，袁世凯复辟潮中，王闿运托词离任，后病死于家乡。王闿运一生仕途坎坷，确如他写给自己的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但其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有弟子数千，其中著名的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