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第2/11页）

“为了这个案件，我花费了很大力量，连日来出动了大批干员，从各方面调查案情的真相，所以对你的情况，我也了解得十分清楚。所得的综合材料证明，你的为人还不错，心地善良，作风正派，待人接物温和大方。在学业方面作勤奋苦读，力求上进，以高材生留校当助教。今天会面，知你确是一表人材，而且书香满屋。但是，我始终不理解，像你这样有出息、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要跟王仲钦混在一起呢？王仲钦这个家伙阴狠毒辣，外号‘采花蜂’，是色中饿鬼，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们两人的性格，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知你为何甘心牺牲色相，为虎作怅？”

程科长的一席话，触痛了史朝云受过创伤的心，勾起了她辛酸的往事，禁不住眼泪像开了闸的河水，迸流出来，泣不成声。

看史朝云如此伤心，程科长估计她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隐痛。他用温和的语气，对史朝云抚慰说：“史小姐，你不要难过，我同情你。希望你相信我。”

史朝云把心一横，决定把自己多年来忍辱偷生的事，全盘告诉程科长。她揩干眼泪，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程科长，我绝对相信你。不过提起往事，我羞愧无地，难于开口。但是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说。”

她微微咳了一下，开始诉说她那不堪回首的一段情：我家原籍苏州，在城内丁家巷。抗日战争以前，我父亲是个中学语文教师，教历史、地理。他博览群书，对古文很有研究。现在我家里的藏书，多半都是他留传下来的，我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卖掉它，因为这是我父亲临终的遗命。

我父亲共有四个儿女，我上有哥哥，下有弟妹，由于家庭负担重，我哥念完初中，就去当汽车司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日战争一开始，我父亲估计京沪一带将保不住，叫我哥跑到四川、重庆去，保存史家一线血脉。不久，上海沦陷，接着南京、苏州也相继失守。日军占领苏州不久，我父亲因受汉奸鲁维雄当众侮辱，愤激之下，回家吐血盈盆，不幸逝世。

当时弟妹年纪很小，一家四口全靠母亲一个人做女工和替人洗衣过日子。我不愿失学，一放学就帮母亲干活。我进入高中那年，在日军的铁蹄下，物价暴涨，我家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那时我每天课余都要到苏州一家大旅馆收集床单、被、帐子和旅客的衣服，拿回家洗涤。母女俩天天洗到深夜，还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

在旅馆里，我结识了陈妈，她名韵珊，是旅馆的保管员兼女招待。她的丈夫，原在南京教育部当科员，南京沦陷前夕，他奉命留守，日军进城时，他躲避不及，被打死。她的独生儿子也跟着她的丈夫同时遇难，剩下她一个人回到苏州老家。她在苏州有一座房屋，虽然不大，四面还是风火高墙，内有小小庭院和三间房子，环境清静。因为是单门独户，与四邻隔绝，她不愿把多余的房间租给外人，所以整座房子只有她一个居住。这位陈妈，能干热情，富有正义感。她特别喜爱我，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因此我就拜她做干娘。

就在那年，我母亲积劳成疾，不幸害了一场重病，不但医药无钱，连吃饭都成大问题。

陈妈对我家庭困境非常同情，把她所有的私蓄都拿给我，维持我家生活和请医生为我妈治病，但坐吃山空，她有限的储蓄，都被我这个家庭花光了。当时百业凋零，人人自顾不暇，告贷无门，家里可以变卖的都卖光了。在这走投无路之时，生死存亡，如何抉择呢？我一穷二白，当时唯一的生路就是放弃贞节，出卖肉体，换取全家暂时的活命。

第二天清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我的干妈，她愣住了，开始不肯，但逼于现实，最后还是答应了。她是富有生活经验的人，懂得应付社会阴暗面。为了保全我的社会名誉，她选择客人十分慎重，凡是苏州本地客人，绝对不接，所接的都是异乡的客商，台基设在她的家里，一切安全都由她暗中保护。客人往来秘密，不露痕迹，外间没有一个人晓得。几年来收人不错，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我仍然坚持求学，弟妹的学业也没有中断，母亲也恢复了健康，她老人家至今为止还以为是陈妈在不断地接济。

一九四五年的一个仲夏，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接一个南京的来客，这个狡猾的家伙，外表似很老实，其实内心极阴险。他奸宿之后，不但不给钱，而且百般侮辱我，我忍无可忍，打他一记耳光，想不到把事闹大了，被他扭到警察所去。幸好我干娘花了一笔钱，打通警察所里的一个巡官，最后写了份“悔过书”了事。这份“悔过书”写明：小民因生活所通，当了暗娼，不该国无法纪，侮辱客人。不但妨害治安，而且有伤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