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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刚刚兴起的蒙古极为看重汪世显的归附,任命他仍然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并赐予大量珍宝。

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在陇右极具影响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久即显露出来——

当时蒙古已经灭掉西夏和金国,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于东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于忧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铁马的追杀中立国,从宋高宗开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调,“苟安”成为国策。虽偶有对金开战之举,但均只是皇帝或权臣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需要,当政者从来没真正有过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历次北伐无一例外均以惨败告终。自宋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益腐败,统治者只知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到蒙古崛起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试图趁金国疲于应付蒙古铁骑之时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甚至不惜与蒙古结盟,虽然成功灭金,却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剧。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蔡州城,金国灭亡。

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除了决定派遣诸王长子西征外,还宣布要对南宋“躬行天讨”。是年秋,蒙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然与之前无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军南下攻宋相当不顺利。南宋虽积弱已久,君臣习于苟安,爱国志士横受压抑,宋军孱弱,力不足以御侮,却有横贯东西的天然屏障——千里淮河和大江。蒙古军以骑兵见长,不习水战,难以涉渡天险。起初对金国用兵时,蒙古军亦曾为黄河所阻,“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后来还是有人暗中指点,告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蒙古军遂有先灭西夏,而后绕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而最终蒙古灭金,仍是假道宋境,“逾积石,践蜀境”,避开了黄河天堑,此迂回战略即为著名的“斡腹之计”。鉴于蒙古军在攻宋正面战场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窝阔台决定还是采用斡腹的老办法,即避开淮河、大江,出奇兵绕道西南,从侧翼进攻南宋,巴蜀则被选为进击的突破口。宋蒙开战后不久,四川即沦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四川又称“天府之国”,分为成都府、利州、潼川府、夔州四路,总称四川路,此即“四川”得名的由来。它位于长江上游,对中原成俯视冲决之势,地位极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起初只是关中之国,然其攻灭巴、蜀后,即对楚国等其他六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关中之国最终冲出了函谷关,一统天下。入宋以后,四川更是成为朝廷的财赋重地,号称“西门”和“后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让出陕西地界,割商州、秦州大半予金,宋仅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等地,又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与金为界。如此,金人得“商秦之半”,直接导致大散关以内的西蜀地区与金境接壤,四川遂跃升为边郡,成为布防重地。南宋在大散关南侧沿东西向选择了三处天然绝险之地作为关隘,驻兵设防。这三处关隘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三关之外,又有五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三关和五州堪称四川盆地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名士高稼长期在巴蜀担任地方官,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称巴蜀“系天下始终”,而“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

蜀口地势险峻,有险可恃,易守难攻。南宋初年,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守卫四川,便是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屡败强敌。当时金军兵锋极锐,一举越过长江天险,追得宋高宗赵构逃亡海上,势不可挡,大有横扫天下之意,唯独在进击四川时,为吴氏兄弟所败,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金军统帅金兀术亦中箭负伤,仅以身免。吴玠将所取得的战果归功于和尚原的险要地形,道:“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吴璘也称:“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