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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周一，我又请了假。虽被上司嫌弃，这也是我权利范围之内的事。

我去警察局找仓田警官。他们让我去窗口登记，然后在等候室待着。所谓的等候室里只搁了张破旧的长椅和一个肮脏的烟灰缸。

过了大约十分钟，他来了。还是那张略微发黑的脸，鼻于和额头上泛着油光，卷着衬衫袖子，看上去精力充沛。

“呵，看上去挺特神的嘛。”他一见我就说，如果他心里果真这么想，过人的观察力也不怎么样。

“在您百忙之中打扰真是不好意思。我有件事想跟您打听一下。”

“哦？什么事？”

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是关于那个强盗，好像是姓京极。”

“哦，”他看看表，说，“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吧。附近有家不错的咖啡馆。”

他推荐的那家店的咖啡并不怎么好喝，只是一味的苦。不过，坐在最靠里的座位谈话不必担心被谁听见，很适合密谈。

“京极的家现在怎样了？”我问。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事件发生之后是他妹妹在住。不知道现在怎样了，也许搬了。”

“他有妹妹？”

“你不知道？这么说他妹妹没去看过你？代替死去的哥哥去赔罪是情理之中的事，真不像话。”

“想不到京极还有个妹妹。听说他母亲未婚那样的条件下还生了两个？”

“她也不是乐意才生的。”他说，“他们是双胞胎。”

“双胞胎？”真是令人意外的消息。

“再加上番场一直不愿意承认他们母子，真是雪上加霜啊。妹妹叫亮子，汉字这么写。”他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写了一遍。

“知道她的住址或者联系方式吗？”

“倒是知道，你问这些想干什么？我理解你心里的怨恨，但人都已经死了，把怨恨撒到他妹妹身上也不能改变什么。”

我动了动嘴唇：“我没想干什么，只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京极的情况，住院太久，都没机会了解他。”

我以为他又要问我了解京极有什么目的，他却干脆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

“刚才也说了，这个地址可能没人住了。”

“没关系。”

他把住址和电话号码念了一遍。在横滨。我从裤袋里掏出本子和圆珠笔记下来。

“京极本来打算当音乐家？”记完之后，我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仓田点点头：“好像是想当钢琴家，但并不顺利，出事之前好像在酒吧和小酒馆弹琴。”

“为什么不顺利？”

“呃，不管怎样，艺术的道路总是艰难的。”

这个道理我也很明白。

没什么可问的了。“我该走了。”

我起身去拿账单，他抢先了一步。“这点小钱就让我来吧。再说以前你也帮过我。”

“可惜没帮上忙。”

他眯起一只眼苦笑道：“说到我的痛处了啊。就算没帮上，我们的工作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破案吗？你的证言对案子的解决还是有帮助的。”接着他搭着我的肩膀说：“事情已经了结。你还是尽快把它忘了，这样才能重新开始啊。”

我浅浅一笑。这是对一无所知的警察的嘲笑，事情已经了结？应该说才刚开始。

他大慨把我的微笑误解成一种善意了，高兴地朝收银台走去。

在咖啡馆前和仓田分手后，我直接向车站走去，途中在一家小书店买了地图，试着查了查刚打听到的地址，坐电车过去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票，穿过检票口。

昨晚思考了一夜的结果是一定要彻查京极。在嵯峨的车里一闪而过的想法始终盘旋在我脑海里，看来不把事情弄明白，我就无法往前走。

关于是谁给我捐赠了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被告知是关谷时雄，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时雄父亲的话来看，时雄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青年，简直就像从前的我。

这和我的假想对不上号，这个假想是：我最近的人格变化是由于受了捐赠者的影响。情绪激烈波动、过度敏感和容易冲动，都是我以前不曾有过的，那么是否可认为，捐赠者的个性以某种方式在我身上表现了出来？

但从关谷时雄的父亲的话里看不出他有类似的性格特征。难道是这个假设本身有问题？人格变化是由别的什么原因引起的？

昨晚嵯峨的话给了我另外一种可能。他说京极曾经想当音乐家。

我无法忽视与此相符的几个事实。关键词就是音乐和钢琴——大闹酒吧时是这样，听嵯峨典子演奏时也是这样，我的脑对钢琴声显示出异常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捐赠者不是关谷时雄而是京极瞬介这个想法，也并非有很大的跳跃性，反倒是除此之外的解释都过于牵强。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个对音乐漠不关心的男人乐感突然变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