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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两天就出院了，离完全自由还有四十八小时。

博士说，我已经不用再作测试了，脑已经痊愈。听医生下这样的结论，作为病人的我心情大好。但不能否认，在高兴的同时，仍有巨大的不安像雾一样笼罩着我的心。我知道自己做的手术意义重大，难道这样就行了吗？我觉得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忘记了。

但我的确觉得健康状态没有问题，特别是体力，比住院之前要好得多。这是因为最近的活动范围在扩大，每天去一次外科病房的地下健身中心。最初我被带到那里，是作为功能训练的一个环节，等明白了没必要进行那种训练之后，我只是在那儿补足运动量。住院期间的饮食也起了作用，让遭遇事故前略显臃肿的肚子没了赘肉。以前我没怎么正式参加过体育锻炼，从不知道锻炼身体会让人如此心情舒畅。但有了充实感之后，有时候心里也会有阴影，觉得自己在害怕什么。究竟是什么呢？

出院之前，阿惠给我带来了新衣服——橘红色的针织衫。被送到这儿的时候，我穿着衬杉和毛衣，可如今已经是夏天了。我谢过阿惠，问她：“媒体那帮家伙消停了吗？”

“嗯，见不太着了，还是记者招待会后那阵子最吓人。”

“给你们添麻烦了，出了院，要马上去向大叔道歉。”

“没事儿，又不赖你。”阿惠微微一笑。

上周在医院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保证不拍照、不实名报道的条件下，我也参加了。现在我出席这种公开活动一点儿都不害怕，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堂元博士回答了技术性问题，以及今后的展望之类的问题，之后，记者们将焦点对准了我。提问的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子，长着一张理性的脸。

第一个问题是：“感觉怎么样？”我回答：“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笑了。

“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吗？”女记者恢复了认真的神情，继续问。

“没有。”

“不会头疼什么的吗？”

“不会，感觉好极了。”

女记者点点头，心里充满好奇。我发现其他记者的眼神也不像是在看采访对象，而像是看到了新展品的观光客。

被问到现在的心情时，我回答非常开心，然后向堂元博士和其他救了自己命的人衷心致谢——这是我的真心话。

“你怎么看那次事故？”

“事故？”

“对啊，你无端遭到枪击那件事。”女记者两眼放光，很多记者也纷纷往前探身。

“关于那个嘛——”我咽了口唾沫，环视大家的脸，“我现在还什么都回答不了，想再花点时间慢慢想。”

这个回答明显让他们希望落空，提问者的眼里满是失望和怀疑，“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憎恨案犯吧？”

“当然。”

他们露出了“果然如此，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的神情。她接着问：“还有什么想法吗？”

我只能闭嘴。憎恨案犯和对事情的看法完全是两码事。我对该案的过程基本上一无所知，对不清楚的事情发表感想，难道不需要花时间慢慢思考吗？一两周的时间是不够的。

我这么想着，但什么都没说。女记者开始问堂元博士别的问题，针对我的提问时间结束了。第二天的报纸称我是这么说的：“案犯可恨，别无他感。”

发布会后，记者们的采访攻势持续了很久。他们捕捉不到新线索，就开始侵入我的生活圈。不知是从哪儿探听到的消息，他们拥到了阿惠上班的新光堂，幸好他们还没嗅出我和阿惠的关系。

“虽没提到阿纯的名字，这样也等于是没有隐私了。”

“没办法，这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

“可我还是有点儿担心你出院之后的事。”阿惠拿起素描本，翻开，看到里面画的十三张素描全是自己的脸，翻着翻着脸就红了。

“真想早点开始正儿八经地画画。”我说。

“再过两天就可以尽情地画了。”

“对啊，模特儿又是现成的。”

“裸体的可不行哦。”阿惠调皮地瞄了我一眼，重新去看素描本，然后歪了歪头。

“怎么了？”

“嗯，也没什么啦。”阿惠把素描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我觉得你的笔法和以前相比稍有变化，前面几张还不觉得，越到后面越明显。”

“哦？”我拿起素描本从头开始重新看了一遍，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还真是。有点儿变了，线条好像变硬了。”

“是吧，把我的脸画得棱角分明，很棒。”阿惠看起来挺高兴。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堂元博士的样子。他看到素描本，一定要复印一份作为资料。当时博士依然是一副研究者的目光。但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似乎和往常有点不同，像在忍耐着什么似的皱起眉头，表情甚至有些悲伤。我问他怎么了，博士回答：“没什么，你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