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

除了在家，在自家的店里，还可以去其他什么地方开始我的调查呢？

我对旧时的年鉴很着迷。从孩提时候起，只要我一感到无聊、焦虑或恐惧，我就会去那些架子前浏览一页页的人名、日期和注释。在这些书的封面之间，几行直白、中性的文字便概括了过去的生命。这是一个男人们都是准男爵、主教、议会大臣，女人们都是妻子和女儿的世界。它不会告诉你这些男人是否喜欢拿腰子当早餐，不会告诉你他们爱谁或夜晚吹灭蜡烛后他们在黑暗中恐惧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私人的讯息。这些对逝者人生的注释很贫乏，那么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呢？只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存在过，现在他们死了。

读着这些年鉴，我心中一动。动是在我身体中，而不是我自身。读着这些人名，早已潜伏于我一侧的另一部分我，苏醒了，爱抚着我。

我从未向任何人解释为何年鉴对我这么重要；也从未说我喜欢它们。但父亲注意到了我的偏爱，所以只要拍卖会上出现年鉴，他总是争取买下来。就这样，这个国家上溯各代无数杰出的逝者，都在我家二楼的书架上安度身后的宁静生活，与我为伴。

我蜷缩在二楼窗户边的椅子上，翻阅那些写着人名的书页。我找到了温特小姐的外祖父，乔治·安吉菲尔德。他不是准男爵，不是议会大臣，也不是主教，但年鉴里依然有他的一席之地。这个家族有贵族血统——曾经有过一个头衔，但是在乔治的前几代，家族分裂了：一支得到了头衔，另一个支则拿了钱和地产。乔治属于拿地产的那个分支。年鉴往往会追随头衔的去向，但乔治和取得头衔的那个家族分支关系很近，所以理应享有一个词条，于是他便出现在年鉴里：安吉菲尔德，乔治；他的出生日期；居住在牛津郡的安吉菲尔德宅子；娶了兰斯家的玛蒂尔德·莫尼埃，法国人；一个儿子，查理。我在后面几年的年鉴中追寻乔治后来的情况，我发现在十年之后有一条修正：一个儿子，查理；一个女儿，伊莎贝拉。再翻过几页，我找到了对乔治·安吉菲尔德逝世的确认，往上在“三月份”的条目下，我找到了罗兰和伊莎贝拉结婚的记录。

想到自己一路跑去约克郡听温特小姐讲故事，而其实故事始终就在这里，在年鉴里，年鉴就躺在我床底下几英尺的地方，我一时觉得好笑。但接着我又仔细想了一想。这些记录在案的东西又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乔治、玛蒂尔德和他们的孩子查理与伊莎贝拉这些人存在过。不能说明温特小姐没有像我这样通过翻书页发现了他们。这些年鉴可以在各地的图书馆找到。任何人只要想，都可以从头到尾翻阅它们。她大概不会找到一组名字和日期，然后自己围绕它们添油加醋编出一个故事来自娱自乐吧？

除了这些疑虑，我还有另一个问题。罗兰·马奇死了，他死后，年鉴上关于伊莎贝拉的记录就终止了。年鉴里的世界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里，家族像树一样分支扩张，由婚姻混合的血缘代代相传，编织成一张更为广阔的关系网。另一方面，头衔则是由一个男人传给另一个男人，年鉴只喜欢强调这种狭窄的直线过程。在头衔延续线的两边记录着几个弟弟、侄子、堂兄等至亲，只有关系足够近才能进入年鉴的关注范围。男爵或准男爵可能被年鉴收入。尽管没有说，但有些不是男爵或准男爵的人也可能进入年鉴，如果他们和所发生的一系列惨剧相关的话。但是，家族经过了几代分支后，有些名字就被遗忘了。即使是海难、瘟疫和地震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也不足以让这些第三代的堂表兄弟重新回到年鉴的收录范围内。年鉴有其局限性。对伊莎贝拉的记录也是如此。她是一个女人；她的孩子也是两个女孩；她的丈夫（不是一位男爵）死了；她的父亲（不是一位男爵）也死了。年鉴把她和她的孩子排除在外；她们落入了凡人的汪洋，她们的生死与婚姻，就像她们的爱恋、恐惧和早餐的偏好一样，太无足轻重了，不值得被记录下来供子孙后代阅读。

不过，查理是男性。年鉴可以扩展收录范围——网开一面——把他包括在内，尽管他已经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有关他的信息很少。他的名字是查理·安吉菲尔德。他没有死。但对年鉴的编写者而言，这些讯息已经足够了。

我搬出一本又一本的年鉴，但一遍遍找到的只是同样粗略的描述。每翻开一册新的年鉴，我就会想，这一年里大概不会有他的记录。但每一年的年鉴里，都有他，依旧是查理·安吉菲尔德，依旧是属于安吉菲尔德，依旧是未婚。我又细想了一遍温特小姐告诉我的关于查理和他妹妹的事情，咬紧嘴唇思索他漫长的单身生活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