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丽亚·蒙佛特忆往手札

193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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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没有第二次机会，除了后悔。我和胡利安·卡拉斯相识于一九三三年的秋天。当时，我在卡贝斯塔尼出版社上班。卡贝斯塔尼先生在一九二七年的某一趟所谓的“巴黎出版勘探之旅”中发掘了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作家。胡利安每天下午在酒店里弹钢琴为生，晚上则致力于写作。酒店的经营者是一位名叫依莲·玛索的女士，大多数巴黎出版人都和她很熟，因此，在她的请托、恳求，甚至是威胁下，胡利安·卡拉斯的几本小说才得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只是，销售状况都糟糕透顶。卡贝斯塔尼先生取得了卡拉斯的作品在西班牙和南美洲的独家版权，包括作者用法文和西班牙文写的原版作品在内，却只付了极低的版税率。他相信，每本作品起码会卖个三千本，可是没想到，在西班牙出版的前两本小说，只能用“凄惨”两个字来形容：两部小说大概各卖出去一百本左右。但即使销售状况这么糟，每隔两年，我们还是会收到胡利安的新作品，而卡贝斯塔尼先生也都是二话不说就接受了，他还说打算跟作者签订新的合约，重点并非只图低版税，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促销。

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了卡贝斯塔尼先生，既然胡利安·卡拉斯的作品卖得这么差，为什么还要持续出版他的书？这样下去，只有赔钱了。为了解答我的疑问，卡贝斯塔尼先生很慎重地走到他的书架旁，抽出一本胡利安的作品，要我拿回去读一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两个礼拜之后，我把那本书读完了。这一次，我的问题变成了：这么精彩的小说，为什么只卖了这么几本？

“我也不知道啊！”卡贝斯塔尼先生说，“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如此令人感佩的高贵情操，和我印象中的卡贝斯塔尼先生汲汲于利的生意人形象有如天差地别。或许，我一直都错看他了。同时，我对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人也越来越好奇。而且，所有和他相关的事情，似乎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出版社每个月至少会接到一两个来询问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电话。不久，我发现打电话的都是一个人，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罢了。我顶多只能照着小说封底的作者介绍告诉他，胡利安·卡拉斯定居巴黎。一段时间之后，那个人终于不再打电话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在出版社的作者档案资料中，把胡利安·卡拉斯的地址删除了。我是惟一一个和他通信的人，他的地址，我早已倒背如流。

几个月之后，我偶然看到印刷厂寄给卡贝斯塔尼先生的账单。一看才发现，原来，出版胡利安·卡拉斯作品的所有费用，都是由另一个人汇款支付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米盖尔·莫林纳。不仅如此，实际的印刷和发行费用，比米盖尔·莫林纳先生支付的数字低了很多。数字不会骗人：出版社将印刷好的书直接堆放在仓库里，然后报假账捞上一笔。我没有胆子去质疑卡贝斯塔尼先生的财务失误，因为我怕会丢了差事。不过，我倒是从账单上抄下米盖尔·莫林纳的地址，一个位于布塔费利沙街上的大宅院。我把那个地址保存了好几个月，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去找他。最后，我的理智战胜了一切，于是我去了他家，并且告诉他，卡贝斯塔尼先生骗了他的钱。他笑着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

“大家都为自己分内的事尽力而为吧！”

我问他，那个多次打电话到出版社询问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人是不是他？他说不是，我看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才意识到，真的不能轻易透露那个地址，绝对不行！

米盖尔·莫林纳是个谜样的人物。他独居在幽暗的大宅院里，房子已经年久失修，是他内战时期靠军火制造业致富的父亲留下的遗产。米盖尔·莫林纳的生活非但和奢华扯不上边，甚至像僧侣一样清苦。他把那些他认为沾满鲜血的黑心钱，都捐作修复博物馆、教堂、图书馆、学校和医院之用，同时也资助童年的挚友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能在故乡巴塞罗那出版。

“钱，我多得用不完，缺的却是像胡利安这样的朋友。”这是他惟一的解释。

他和兄弟姊妹或其他亲人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而且他也都将他们视为陌生人。他没有结婚，平日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楼上，那便是他的书房所在。他天天在里面狂热地工作，除了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各个报纸杂志撰写散文和专栏之外，他也翻译德语法语文件、校订百科全书和小学课本。米盖尔·莫林纳是那种用工作狂来弥补愧疚感的人，对于他人的懒散，他不但尊重，甚至很羡慕，因为那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并不以辛勤工作为傲，他甚至自嘲，说他的工作狂是懦弱的另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