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10 -（第2/3页）

《得能良介君传》对他是这样描述的：

明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天皇行幸印钞局工厂，视察了印钞设施以及制版、印刷、抄纸（将纸浆制成印制纸币用的纸张）等各个生产流程，得能局长亲自担任讲解。当天，他在上呈的奏文中提到了防范伪造假钞的重要性。

纸币乃是实际有价物品的等价符号，它所记载的价格（面值）代表了它的信誉，故此，制造纸币从一开始就应当竭尽一切努力和方法防范对其进行伪造，否则假钞百出，势必失去人民的信用，最终阻碍真币之流通使用。

防范伪造纸币，单纯依靠相关工作人员的常规管理和技术手段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务必使相关人员以非常之责任心来对待，或以非常之机械，或以非常之技术，否则很难收到防伪之实效。此前本局所印制的太政官金券、民政省金券兑换券（皆为旧币），均由于上述原因而无法杜绝伪造发生。

故此，本局特委托日耳曼国印刷所印制大日本帝国新纸币。其彩纹之精美致密，观者无不赞赏，并称“从此无伪造之虞”。然而仔细检验却发现，新币所用纸张仅考虑到印刷之适，纸质仍脆弱有余，强韧不足；且券面为追求墨色美观而不能保证着色长久；至于铜版雕刻完全由机械完成，虽达到了致密的效果，但反而更易模刻。凡此种种问题，均易产生赝伪描改之弊。究其原委，盖非因技术拙劣、机械不备，唯在于防赝保久之精神淡薄所致，故若不培养非常之责任心，防赝之术亦难尽其能。亦即制造纸币须从其一切相关环节：制版、印刷、抄纸、印刷成品包装、捆包等，所雇之员工务须对各自担当工作充满热情及责任心，否则势必难以杜绝伪造之发生。

——得能局长在其上奏文中是这样阐述的。

《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还谈到了真伪纸币的鉴别方法。

明治九年，纸币寮（明治十年一月纸币寮更名为纸币局，翌年十二月再更名为印钞局，因此，得能先后担任的官职相应为纸币头、纸币局局长以及印钞局局长）聘请了一名叫查尔斯·波拉德的美国石版雕版师。石版印刷是以油脂性的墨在石版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产自德国，日本则用大理石代之）上作画，再用酸性树胶和水进行处理，利用油水相斥原理使得只有油性墨着笔之处被腐蚀形成印版，然后将纸平铺其上便可以进行印刷的一种平版印刷技术。原先石版部隶属于纸币寮的制版部，聘请波拉德之后，波拉德教会了员工石版技术，自那以后，石版部就归属到了雕版部下面。

之前纸币寮下设的石版部门，是为了作为一个“假想敌”临摹铜版印版制成纸币赝品，并以此与雕刻部门、制墨部门以及印刷部门等共同探讨、研究，从而找出合理的防伪方法而设立的，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石版来印制成品。然而，随着石版技术的习得日益熟练，越来越了解到其独特的长处，当初的设立目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聘任波拉德为契机，纸币寮开始采用石版技术印制一般印刷品以及艺术品……波拉德的指导也日益深入、精致，明治十年二月，印制出了纸币精图；同年七月，技师石井重贤通过石版多次刷色成功印制出彩色绘画作品，在掌握石版技术方面已经展现出飞跃性的提高。

而在此五年之前的明治五年六月，尽管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却依旧发生了印制完成但尚未来得及押印（“明治通宝”印、券面正面的“出納頭”骑缝章及被后面的“記錄頭”骑缝章）的共计一百枚伍圆新纸币丢失的事故。在当时发给各相关方面追查丢失的半成品纸币的公文中，提到了真伪纸币的鉴别方法：“纸币寮的制品采用精良油墨印制而成，即使以温水漂洗仍不会褪色，而仿造品以温水漂洗后，用手指轻轻摩擦即可褪去。”（据《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

“这么说来，大藏省对防范伪钞一直是很用心用意的呢。”校长听到这里忍不住感叹道，随后他提出了一个疑惑，“票面纹样设计得那么复杂的‘日耳曼纸币’仍然有被仿造的危险，所以从印制第三批新纸币开始，得能纸币头把铜版从东福瑙曼印刷公司要回来，放在大藏省纸币寮来印制，这不但事关国威，而是在日耳曼印刷的纸币一旦在别处印上‘明治通宝’几个字以及骑缝印，就等同于真币了。换句话说，这样做也是为了防范在德国伪造了日本新币再运回日本来，对吧？”

“嗯，是啊，所以会有传言说是藤田组找人在德国伪造日本国币，然后运回自己商社吗，因为只要在印好的‘日耳曼纸币’半成品上加印红色‘明治通宝’和蓝色骑缝印就可以了，确实可以很容易在德国伪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