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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他的嗓音很洪亮。他有点儿耳背，所以，说起话来像聋子一样嗓门很大，“如今我们需要的就是——坚决！以儆效尤！阿彻那个流氓昨天出狱了，发誓要找我报仇，我听见了。放肆的无赖！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下次他再敢偷猎我的野鸡，一旦让我抓住了，我就让他瞧瞧，他的复仇一钱不值！松懈！我们现在太松懈了！我相信，一个男人的行为才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总是要求你为他的妻小考虑一下。可恶的鬼话！胡说八道！为什么一个男人只要哭诉家有妻小就可以不必为他造成的后果负责呢？在我看来全都一样，无论他是干什么的——医生、律师、牧师、偷猎者、醉醺醺的流浪汉——如果抓到他做违法的事，就要让法律来惩罚他。我相信你同意我的观点。”

“你忘了，”我说，“我的职业要求我格外尊重一种品质，那就是慈悲。”

“哦，我是个公正的人。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我没有回答。他厉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回答？告诉我，你愣着想什么呢，伙计？”

我迟疑了一下，才决定开口：

“我在想，”我说，“在我大限将至之时，如果我唯一的辩护词是公正，我会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只能给予我公正。”

“哼！我们需要一点儿好斗的基督精神。我向来尽职尽责，我希望是这样。算了，不说啦。我说过今晚要去你那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从六点改成六点一刻吗？我得去村子里见一个人。”

“这个安排对我来说很合适。”

他挥舞着手杖，大踏步走开了。转过身时，我又碰见了霍伊斯。今天早上他一脸病容。我本想温和地斥责他几句，在他管辖范围内的许多事要么乱糟糟的，要么被搁置一边，但看到他那张苍白紧张的脸，我觉得这个人是生病了。

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否认了，但语气并不强烈。最后，他承认自己不太舒服，似乎准备听劝，回家睡觉。

我匆匆吃完午饭，出门走访一些人。格里塞尔达乘坐便宜的星期四火车去伦敦了。

四点差一刻左右，我回到家，想为星期天的布道列一个大纲，但玛丽告诉我，雷丁先生正在书房里等我。

我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面色苍白，形容憔悴。

我进屋时，他突然转过身。

“听着，先生。我认真考虑了你昨天说的话。为了这事我彻夜未眠。你说得对。我必须尽快离开。”

“我亲爱的孩子。”我说。

“你讲的有关安妮的话是对的。我留下来只会给她添麻烦。她——她太好了，不该受委屈。我明白了，我必须走。其实，我已经让她受了很多苦。愿上帝保佑我。”

“我想你已经别无选择了。”我说，“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很艰难，但请你相信我，到头来，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看得出来，他肯定认为，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说起这种事来很轻松。

“你会照顾安妮吗？她需要朋友。”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谢谢你，先生，”他握紧我的手，“你是个好人，牧师。今晚我去见她，向她道别，然后收拾行李，明天就走。拖延痛苦没什么好处。谢谢你让我在小屋里作画。很遗憾没能完成克莱蒙特太太的画像。”

“别为那事操心，我亲爱的孩子。再见，愿上帝保佑你。”

他走后，我努力静下心来准备布道词，但满脑子都是劳伦斯和安妮·普罗瑟罗的事。

我喝了一杯没加奶的红茶，冷的，难喝极了。五点半，电话铃响了。是通知我低地农场的阿博特先生快死了，叫我马上过去。

我随即给教堂旧翼挂了个电话，因为低地农场离这儿有两英里远，六点一刻我赶不回来了。我一直没学会骑自行车。

但是，我从电话里得知，普罗瑟罗上校刚刚开车出去了。我只得出发，并交代玛丽，万一有人来找我，就说我被叫走了，但我会尽量在六点半或稍晚的时候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