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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我真不知该从何说起。但我还是选定了一个日子作为开头，即某个星期三，地点是牧师寓所，这里的人正在吃午餐。席间交谈的内容大体与眼下之事无关，不过其中提到的一两件事颇具启发性，而且会影响后来的事态发展。

我切了一块煮牛肉（顺便说一句，牛肉硬邦邦的），然后回到座位上。我说，无论是谁杀了普罗瑟罗上校，他都为整个世界做出了贡献。说这番话时的情绪与我的牧师身份极不相符。

我年轻的侄子丹尼斯立即接话道：

“如果那个家伙真被发现躺在血泊里，就会有人用这句话指控你。玛丽会作证的，对不对，玛丽？她会描述你是如何挥舞着切肉的餐刀，摆出一副发誓要报仇雪恨的架势。”

玛丽是我家的女佣，但这份差事对她而言只是垫脚石，她真正的目标是获得更好的职位，赚取更高的薪水。她没理会丹尼斯的话，只是严肃地大喊：“青菜！”接着将一只有裂纹的盘子恶狠狠地推到丹尼斯面前。

我妻子用同情的口吻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很讨厌？”

我没有立刻回答，因为玛丽砰的一声把青菜放在餐桌上，又把一盘湿乎乎的、令人食欲全无的水果布丁丢到我鼻子底下。我说：“不用了，谢谢。”但她还是把盘子“哗啦”一声放在桌子上，转身离开了房间。

“真可惜，我是一个糟糕的主妇。”妻子的话中有一丝诚恳的遗憾。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妻子名叫格里塞尔达[1]，这个名字对于一个牧师的妻子再合适不过了。但所谓的合适仅此而已，她的性格一点儿也不温顺。

我一向认为，神职人员就不该结婚。但我为什么会在认识格里塞尔达二十四小时之后就催着她嫁给我呢？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一直认为，婚姻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双方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而需要考虑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品位和爱好是否合适。

格里塞尔达比我小差不多二十岁。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美得令人目眩神迷。她好像从不认真对待任何事情。说实在的，她在任何方面都不适合我，尤其不适合一起生活。她把教区当成一个供她取乐的玩笑。我曾试图改造她的思想，结果失败了。于是，我愈发坚信，牧师适合独身。我屡次向她暗示类似的想法，但她听了只是笑。

“亲爱的，”我说，“如果你稍微用心——”

“有时候我确实很用心，”格里塞尔达说，“但结果总是适得其反。显然，我生来就不是做家庭主妇的料。还是把家务交给玛丽吧，我只要打定主意过一种不那么舒适的生活，愿意吃腌渍食品就行了。”

“那你丈夫怎么办，亲爱的？”我用责备的口吻说，为了更有说服力，又效仿魔鬼引述《圣经》里的箴言：“她观察家务……[2]”

“你已经够幸运了，想一想吧，”格里塞尔达立刻打断我的话，“没被狮子撕成碎片，也没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吃得不太好，家里的灰尘多一点儿，看见几只死黄蜂，这些事真的不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再跟我说说普罗瑟罗上校的事吧。无论如何，早年间的基督徒真幸运，没有教会执事管着他们。”

“傲慢自大、人面兽心的老东西！”丹尼斯说，“怪不得他前妻离家出走了呢。”

“她不这样，又能怎么办？”我妻子说。

“格里塞尔达，”我厉声道，“我不允许你这么说。”

“亲爱的，”我妻子温情脉脉地说，“给我讲讲这个人吧！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因为那个霍伊斯先生每隔一分钟就招手、点头、在胸前画十字？”

霍伊斯是我们这儿新来的副牧师，刚来了三个多星期。他秉持高教会派的观点，每逢星期五必斋戒。而普罗瑟罗上校极力反对任何形式化的宗教仪式。

“这次不是，虽然他确实顺口提到过这一点。不过，这件麻烦事是由普赖斯·里德雷夫人那张一英镑的纸币引起的。”

普赖斯·里德雷夫人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参加她儿子忌日的早祷时，她将一英镑的钞票投入了捐款袋。后来，在看张贴出来的捐款数额时，她痛苦地发现，其中提到的最大的面额是十先令。

她向我抱怨这件事，我很讲道理地指出，一定是她搞错了。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试图巧妙地转换谈话的方向，“我们不得不接受年迈所带来的惩罚。”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激怒了她。她说，这件事很蹊跷，她很惊讶，我居然不这么看。说完，她拂袖而去。我猜她是找普罗瑟罗上校诉苦去了。普罗瑟罗上校是一个逮着机会就小题大做的人。他确实小题大做了一番。遗憾的是，那天是星期三。我星期三上午正好在教会学校授课，结果这件事搞得我神经高度紧张，整日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