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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基金会位于华盛顿特区第九大道，离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总部只隔几个街区。这是一栋气势恢宏的大楼，我估计里面还有其他负责公共事务的机构和基金会组织。我从沿途那些沉重的大门中穿行而过，迈进大厅，先查看了平面指示图，接着乘电梯来到三楼。

看上去执法基金会占据了整个三楼。一出电梯，迎面就是一张极其宽大的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体格同样宽大的女人。我们记者管这种台子叫作“欺诈台”，因为坐在桌后的那些雇来的女人，几乎从来不会让你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我告诉她我想见福特博士，他是《纽约时报》那篇关于警察自杀的报道中提到的这个基金会的主管，也是我想查询的数据库的负责人。

“他正在用午餐。你有预约吗？”

我告诉她没有，并把名片放在她面前。我看了看表，差一刻一点。

“哦，啧，一个记者，”她的口气听上去像记者这职业就跟罪犯等同似的，“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你得先去公共事务办公室，由他们决定你是否能跟福特博士谈谈。”

“我明白了。你觉得公共事务办公室这会儿有人吗，还是他们也去吃午饭了？”

她拿起电话，拨出一个号码。“迈克尔？你在办公室还是在吃午饭？我这边有个人，说他是《落基山新闻》的——不，他本来是要见福特博士。”她听了一会儿，说了句“好的”，然后挂了电话。“迈克尔·沃伦会见你。他说他一点半还有约，你最好赶紧过去。”

“好的，问题是赶紧去哪儿？”

“三〇三室。从我后头这条过道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右拐，就在你右手边的第一道门。”

我在路上一直想着迈克尔·沃伦这个名字，它听上去很耳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我来到三〇三室门前，发现门开着。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正往外走，看到我，他停住脚步。

“你就是那个从《落基山新闻》来的记者吗？”

“是的。”

“我正想去外边看看，怕你拐错弯了。进来吧，我只有几分钟时间。我是迈克·沃伦，如果你要在发表的文章里提到我，请写成迈克尔，尽管我更希望你用不上这个名字，也用不着采访这儿的职员。希望我能帮到你。”

等他回到那张乱七八糟的办公桌后面，我先自我介绍一番。我们握了手，他请我坐下。桌子的一端堆着一沓报纸，另一端摆着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若干张照片，摆放的角度让他和访客恰好都看得见。办公室里还有一台电脑，放在他左手边的一张矮桌上，矮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他与总统握手的照片。他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白衬衫，系着条深红色领带，衬衫领口略有磨损，大概是经常被下午新长出来的胡茬刮擦，他的外套搭在椅子靠背上。他的皮肤很苍白，与锐利的深色眼睛和又黑又直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你到这里有何贵干？你是在斯克里普斯报业集团的华盛顿分部工作吗？”

他说的是斯克里普斯报业集团旗下的一家规模很大的报社，他们的新闻处有许多记者，专门采写华盛顿新闻，供给集团的所有子报刊。这也是格雷格·格伦提及的那家报社，就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他说可以出面请这家报社的记者替我来这儿走一趟。

“不，我是从丹佛来的。”

“好吧，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需要采访内森·福特，或者跟其他直接负责警察自杀项目的专家谈谈。”

“警察自杀项目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课题，负责同他们合作的是奥林·弗雷德里克研究员。”

“是的，我知道这是个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的项目。”

“好吧，让我们看看。”他拿起桌上的电话，但很快又放下，“对了，你事先没打过电话，对不对？我不记得听过你的名字。”

“没有，我刚到华盛顿。这是个突发新闻，你可以这样理解。”

“突发新闻？警察自杀？这听上去可不像那些被截稿时限赶着的报道，为什么会这么急？”

就在这时，我灵光一现，想起了他是谁。“你之前是不是在《洛杉矶时报》工作过？《洛杉矶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你就是那位迈克尔·沃伦？”

他笑了，因为我认出了他，或者说认出了他的名字。“是的，你怎么知道？”

“《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每日综合电讯，我每天都会关注，已经好多年了。我记得你的名字，警政新闻那块几乎成了你的专版，不是吗？你做得真是棒极了！”

“一年前我辞职了，来到了这里。”

我点头不语。每次我碰上那些离开新闻业转投其他行当的前辈，总是会有一阵难以释怀的沉默。通常，这些记者已经精疲力竭了，厌倦了那种不断被截稿时限逼迫、不断撰写稿件的生活。我读过一本由记者写的书，书里这样描述记者的生活：永不停歇地疲于奔命，以免被卷入身后紧追不放的脱粒机。我觉得这是我读过的对记者行当最为精准的描述了。有时候，记者会厌倦被机器追赶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会被机器卷进去，只剩下被碾碎后的齑粉。还有些时候，他们设法摆脱了那台机器，用在这一行当里积累的经验谋求了一份能够操纵媒体的稳定工作，而不再是媒体中的一员，也就是沃伦现在在做的这种事。但不知为何，我莫名为他遗憾。他过去那么出色，真希望他自己不会有同样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