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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告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我可以看出警方是如何提出一个个推论，又是如何一个个推翻它们。我能体会到调查过程中日益加深的绝望。这案子没法破。很显然，我哥哥相信特丽萨·洛夫顿恰巧撞上了一个连环杀手——那类最难追踪的罪犯。卷宗里还有一份联邦调查局下设的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发来的回执报告，内含一份对本案凶手的心理侧写报告。我哥哥还在这沓卷宗里保留了一份副本，那是他之前整理的关于本案各方面细节的对照清单，足足十七页。他把这份文件寄给了联邦调查局，以跟调查局的暴力犯罪缉捕项目中的数据做比对。但电脑的分析结果是否定的：洛夫顿被害一案与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凶杀案没有足够多的匹配细节，不值得联邦调查局进一步关注。

联邦调查局发来的心理侧写报告由局里的一名侧写师执笔，报告里列出了她的名字——蕾切尔·沃林。报告罗列了一大堆普遍性的描述，从很大程度上说，对破案毫无价值。报告中的人物刻画和性格分析十分透彻，甚至可能正中靶心，但这些词句不能帮助警察从几百万人中筛选出那个符合描述的嫌疑人。这份侧写报告推断，凶手极有可能是一名白人男子，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对女性存在着难以排解的不满与愤怒，因而对受害人尸体进行了极端残害。此人很可能由一个十分专制的母亲抚养长大，而他的父亲很可能不在家中，或者因为忙于生计而未能参与他的成长，使抚养和教育等事务完全由母亲承担。依据其作案手段，侧写报告将这名凶手划归为“有条理型”，还警告因为凶手看似成功地实施了此次犯罪，并从警方的侦查行动中脱身，这很可能导致此人尝试以相同的手法再次犯罪。

第一份卷宗的最后一批材料都是调查总结，有的关于调查访谈，有的关于核查的线索，还有的关于那些也许现下打印成文时看不出什么意义，但今后没准会成为突破点的细枝末节。从一份份的报告里，我可以揣测出肖恩对特丽萨·洛夫顿一天天增加的怜惜之心。在最初的几页里，他提到她时往往称呼为受害者，有时也用洛夫顿这个姓氏；过了些时候，他开始用她的名字特丽萨称呼她；再往后到二月份，在他死前提交的最后一批报告里，他叫她特蕾——很可能是跟她家人或朋友的谈话中偶然知道了这个昵称，也许是从那张照片背面的题字知道的，就是那张拍摄于大学第一天的照片，那幸福快乐的大学第一天。

还剩十分钟的时候，我合上第一份卷宗，打开另一份。这份卷宗稍薄一些，略翻一下，里面似乎满是调查过程中那些数量庞大、尚未解释清楚的问题。还有一些市民的信件，阐述他们对于案子的种种猜测。其中一封来自一个灵媒师，声称特丽萨·洛夫顿的灵魂正在臭氧层之上的某个地方徘徊，发出高频率的呼唤，她的语速太快，对于没受过训练的人来说，那声音听起来像鸟儿在叽叽喳喳，但灵媒师却能破译这些高频传声，并表示如果肖恩有需要，她很愿意帮忙向特丽萨·洛夫顿提问。不过文件里没有迹象表明肖恩与之有进一步接触。

一份补充报告显示，特丽萨要去的银行和汽车维修店都离校园非常近，步行即可到达。警察把她的宿舍、托儿所、银行和汽车维修店之间的线路来回调查了三次，没有找到一个在放假后的星期三见过特丽萨的目击证人。但我哥哥依旧认为——这是另一份补充报告里提到的——特丽萨是在从托儿所给汽车维修店打电话之后，去银行取钱用来支付修车费之前被绑架的。

卷宗里还有一份侦查日志，记录了被派来调查本案的警察的所有调查行动。一开始，人身侵害调查组的四名警察全天候调查这个案子，但是一天天过去，案子始终没有进展，加上又发生了其他案子，抽调来抽调去，后来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只剩下肖恩和韦克斯勒，再然后就只有肖恩了，而肖恩绝不会放弃这个案子。

日志的最后一项记录写于肖恩自杀当天，只有寥寥一行字：“二月十日——跟拉厄舍在斯坦利酒店碰面。关于特蕾的，来自P/R。”

“时间到。”

我抬起头，韦克斯勒正指着他的手表。我心平气和地合上卷宗。“P/R是什么意思？”

“线索提供人的泛称，意味着肖恩接到了一个电话。”

“拉厄舍是谁？”

“我们不知道。查过了电话簿，这个姓的人有好几个。我们打电话过去，但他们压根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还去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查了查，但由于只有一个姓氏，查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直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甚至不清楚这个人是男是女。事实上，我们都不能肯定肖恩是不是真的见了谁。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斯坦利酒店里没有一个人见过肖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