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丑闻

一直以来，“那位女人”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给她的特定称呼。我几乎从未听见他用别的称呼提她。在他的眼里，她的才貌令别的女人全都黯然失色。不过他对艾琳·艾德勒的这种感情却绝非爱情。基于他个人的理性、严谨刻板以及令人钦佩的冷静头脑，所有情感，包括爱情，都是和他格格不入的。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架专门用于推理和观察的完美机器。不过如果是做情人，他就常常找不好自己应在的位置。他嘴里不会有含情脉脉的话，那种常常带有讥讽和嘲笑的口吻更是不受欢迎。温柔的情话能得到观察家的赞赏，因为人们的行为和动机都要靠它揭示了。但如果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理论家，一旦情感渗透进他那种细致而严谨的性格中，他的精力就会分散，他就会对自己取得的智力成果产生怀疑。沙粒落进精密的仪器中，或者高倍的放大镜镜头对准了裂纹，都不如一种强烈的感情渗透进性格里更让他感到烦躁了。只有那么一个女人，她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依然还存在于福尔摩斯那模糊的记忆里。

最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婚后和他的往来越来越少了。婚后的幸福和第一次对自己变身成为家庭主人的满足感，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走了。但福尔摩斯却从未变过，他依旧豪放不羁，对社会上的一切繁文缛节感到厌恶，他依然在我们曾共住的那所贝克街的房子里埋头旧书之中。一个星期用可卡因麻醉，另一个星期就充满干劲，用药引起的瞌睡状态和他热烈性格引起的旺盛精力状态交替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和从前一样，研究犯罪行为仍然是他的最大爱好之一，那些被官厅警察因毫无希望破解而放弃的谜题，就成了验证他那卓越才能和非凡观察力的最好机会。我有时也会模糊地得到一些和他有关的活动的信息：比如因为特雷波夫暗杀他被召到敖德萨去，侦破发生在亭可马里的奇怪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甚至他还曾为荷兰皇家出色地完成了某次使命等等。对于这些情况，我与读者无异，不过是看到的报纸上的故事而已。此外，至于我的老友和伙伴的别的情况我就所知甚少了。

一天晚上——1888年的3月20日——我出诊归来（此时我已经重新行医），途经贝克街。房子的大门触动了我的记忆。在我心里，“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案情总是能和我所追求的某种东西连在一起。我走过大门，和老友叙叙旧的愿望强烈地冲进我的头脑中，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占据着他那智力非凡的大脑？他的几间屋子都被灯光照得雪亮。我抬头就能看到，他那又瘦又高的黑色侧影从窗前不时闪过。他的头低垂着，紧握的双手缩在背后，在屋里又快又急地来回踱着步。他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我都深深了解，所以他的姿态和举止明确无疑地告诉我——他的工作还在继续。我猜他是刚刚从药劲过后的睡梦中醒来，突然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想法。我摁了电铃，然后就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我也曾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他的态度并不怎么热情，这是相当少见的，但我觉得他还是很高兴看到我的。他甚至没有和我说一句话，但目光却十分亲切，示意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接着他的雪茄烟盒就扔了过来，然后指了指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煤气炉。他在壁炉前站着，用他独特而内省的眼神盯着我看。

“你倒蛮适合结婚的，”他说，“华生，自从我们上次分别，你的体重重了七磅半。”

“七磅。”我肯定地回答说。

“是这样？华生，我倒觉得是七磅多一些。我猜，你应该又重操旧业行医了吧。但我并没听你说起过，你要继续行医啊？”

“那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用眼睛看，然后推断就可以了。要不然我如何知道你近来总是被淋到，而且你还雇用了一位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使女呢？”

“我亲爱的朋友，”我感叹说，“你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你活在几个世纪前，火刑一定是你的最好结果。没错，我确实曾步行去乡下，结果回来时被雨淋成了落汤鸡。可我已经把衣服换了，真奇怪你是如何推断出的。倒是玛丽·珍简直是无药可救，她已被我的妻子打发走了。这件事你又是如何判断出的呢？”

他已经“嘻嘻”地笑了出来，两只细长的神经质的手不停地搓来搓去。

“这并不难，”他说，“我看到你左脚上的那只鞋的内侧，炉火刚刚照得见的地方，有六道平行排列的裂痕在它的表面上。这就说明，有人为了去掉沾在鞋跟上的泥点子，曾经马虎地沿着鞋跟刮泥，这才造成了这些裂痕。所以说，你看，同一件事我就取得了两个推断，你既曾在坏天气中外出过，你皮靴上的相当难看的裂痕还能表明你雇用了一个伦敦的年轻且毫无经验的女佣。还有，倘若有一位先生走到我的屋子里，他的身上碘味浓重，硝酸银还在他的右手食指上腐蚀出了黑色斑点，他还曾戴过听诊器，因为他的大礼帽右侧鼓起一块的地方就是藏听诊器用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是医药界的人士，那我可太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