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大拇指案

在我们过从甚密的那些岁月里，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处理并解决的全部问题当中，仅有两件案子是通过我的介绍并引起他注意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的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发疯案。在这两桩案子里，对于一位机敏而拥有独特见解的读者而言，后一件案子或许更有探讨的价值。但是前面一件，从一开始就极为奇特，事件的细节也极富戏剧性，因此它或许更加值得记录下来。虽然在本案中，很少用到我朋友在其他案件当中运用的并极富成效的推理演绎法，但我相信，本故事已经在报纸上登载过好多次了。正如全部对此类案件的叙述一样，只用了半个版面的篇幅非常笼统地把事件叙述一遍，结果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还是将整个事实循序渐进地展现在你的眼前，并且让案情的真相伴随每项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事情的新发现而逐步得到解决，这样就可以更加引人入胜。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尽管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我依然记忆犹新。

我现在就将这个故事扼要地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我结婚后不久的一八八九年夏季。我当时已经重新开始营业行医，并且将福尔摩斯独自一人留在贝克街的屋子里，尽管我还经常去看望他，甚至还有时劝说他放弃那豪放不羁的个性到我家做客。我的业务进展得非常好，而且由于我的住所靠近帕丁顿车站，因此会有几位铁路职工来我这儿看病。因为我治好了其中一位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铁路警察，知恩图报的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到处颂扬我的医术，尽可能地把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引荐到我这里来看病。

一天早上，接近七点钟时，女用人的敲门声将我惊醒。她告诉我，有两个来自帕丁顿的人，正在诊室当中等候。我匆忙穿好衣服，迅速走下楼。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从铁路那里赶来的人，病情大多危重。我下楼后，我的老熟人——那位铁路警察从诊室当中走出来，并回身将门紧紧关上。

“我把他带到这里了，”他伸出手指朝后指了指，小声说，“他现在问题已经不大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奇怪地问，因为他的行为举止仿佛是把一个怪物关进了我的屋子里。

“这是一位新病人，”他偷偷说，“我认为我亲自送他来这里是最恰当的，这样他就无法中途逃走了。我现在就准备离开了，医生，我与你一样，还要去值班，他现在待在屋里是不会有事的。”说完，这位尽职尽责的介绍人，甚至还没让我有谢他的机会，就迅速离开了。

我走入诊室，发现有一位男士坐在桌边。他衣着朴素，身穿花呢外套，一顶软帽放在我桌子上的几本书上面。他的一只手上裹着一块手帕，手帕上布满了斑驳的血迹。他还很年轻，顶多二十五岁，相貌很英俊，但面色很苍白。给我的感觉是，他正在用自己的全部意志来压制由某事带来的极度痛苦。

“我很遗憾这么早就将您吵醒，医生，”他说，“我昨天晚上遇到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今早我乘火车赶到这里，在帕丁顿车站打听在哪儿能找到医生时，一位好心人相当热心地把我送到了这里。我刚才递给您的用人一张名片，我看到她把它放在了旁边的桌上。”

我拿起名片看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16号甲（4楼）。这便是这位客人的姓名、职业与住址。“很抱歉，让您久等，”我边说边坐到我的椅子上，“我能够看出您刚坐了整整一夜的车，夜间乘车真是一件辛苦而又乏味的事情啊。”

“噢，我这一晚并不是单调乏味的。”他说完禁不住放声狂笑起来，笑声既高又尖。他身子朝后靠在椅子上，捧腹大笑不止。这笑声让我感到很反感，也让我感到他的状况非比寻常。

“别再笑了！”我喊道，“镇定一点吧！”我倒了一杯水递给他。

但是这毫无用处，他依然歇斯底里地大笑着。这是个性坚强的人在经历过一场大危机之后，产生心理上的歇斯底里。过了一小会儿，他终于清醒了，显得精疲力竭，面色异常苍白。

“我真是出了很大的洋相。”他喘着粗气说。

“没有的事，把这个喝了吧。”我在水中掺了少许白兰地，他喝下后原本毫无血色的双颊开始变得红润起来。

“好多了！”他说，“那么现在麻烦医生您费心帮我看一下我的大拇指吧，准确地说应该是帮我看看大拇指本应该在的部位。”

他解开手上的手帕，把手伸出来。那场面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只见四根伸开的手指与一片鲜红得让人心悸的海绵状断面，那里本该是大拇指的位置。但现在大拇指已经被齐根剁掉或被硬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