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毛榉案

“一个单纯地为了艺术而热爱艺术的人，”歇洛克·福尔摩斯把插在《每日电讯报》中间的广告页扔到旁边，对我说道，“他经常能够从最不起眼的普通形象中获得莫大的趣味，华生，在你勤勤恳恳地为我们调查过的案件记录下来的那些文字中，我很欣慰地发现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真理。并且，我敢确定，你偶尔还会对其进行润色。在这些文字中，你重点强调的并非那些我曾经参与调查和审讯的著名案件，反而是一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琐碎繁杂的普通案件，但由于这一类的案件还具有展示逻辑推理这种综合才能的作用，所以我要把它们划入一个特别的研究范围。”

我面带微笑地对福尔摩斯说道：“但是，我并不想为自己开脱，因为有时我确实用了某些骇人听闻的笔法来进行记录。”

“或许你的确存在着失误，”他一边作着评论，一边用火钳夹起了一块火红的炉渣，点燃了装在那支长柄的樱桃木做成的烟斗里的烟草——每当他用这个烟斗而不用陶制烟斗的时候，就说明他正在与人争论问题，而并非在考虑问题。“或许你的失误之处在于一直想着如何让你的叙述变得更加活泼生动，却忽视了对整件事前因后果的关系的严密推理进行叙述——这一点是你在叙述事件的时候唯一需要注意的。”

“我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对你的叙述还是十分客观的，”我的语气有些冷淡，因为通过我的多次观察，我对福尔摩斯这位朋友表现出来的很强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性格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

像平时一样，福尔摩斯并没有针对我的话语，而是针对我的思想进行反驳：“假如我要求你公正地评价我的能力和技术，那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因为我过于自负，而是由于它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犯罪行为经常发生，但其中的逻辑却很难找到。所以你应该详细记述我从案件中发现的逻辑，而并非经常发生的犯罪行为。但你却把本来能够作为教育学生的教科书的案例改造成了一系列的故事。”

现在还是初春，早晨仍然带着料峭的寒意，吃完早饭之后，在贝克街的老房子里，我们两个分别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两旁。在一排排暗褐色的房子中间，弥漫着滚滚的浓雾。对面房子的窗户由于这个原因，便模模糊糊地变成了一片阴暗的、形状不规则的东西。汽灯仍然亮着，照在了雪白的台布上面，桌子上的瓷瓶和金属器皿在光的照耀下也闪着微光。餐桌上还是一片狼藉，歇洛克·福尔摩斯整个早上都在翻阅夹在报纸中间的一系列广告，并且始终都没有说话。到了最后，他扔下了报纸，带着一种不太满意的情绪对我的文笔进行了一番教训。

说完这些话后，他停住话头，坐在椅子上吸了两口长长的烟斗，眼睛盯着炉火又接着说道：“由于你在记述这些让你兴趣十足的案件时，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描写非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所以没有人会批评你用了一些危言耸听的笔法。例如我竭尽全力为波希米亚国王解决的那件小案子、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奇特遭遇、那个歪着嘴的男人的难题以及那位单身贵族的事情，它们都不是正常法律范围之内的事情。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耸人听闻，不过我却为你在这方面的烦琐记述感到担心。”

“可能结果确实是这样的，”我回答道，“不过我叙述问题的笔法却是十分新颖的，而且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唉，华生啊，我的朋友，你可能并不了解公众的想法——对这些并不擅长观察的人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去关注分析和推理到底有什么细微差别呢！对一般人而言，谁能根据牙齿看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编织工呢？谁又能从左手拇指的情况推断一个人是不是排字工呢？不过，假如你非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的话，我也不能过多地说什么，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大案频出的时代了。现在的人，准确地说是那些犯刑事罪的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采用某种冒险和创新的手法来作案了。这个侦探事务所好像也逐步退化成了一个代理处——只能接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帮别人寻回失落的铅笔啦，为那些住在寄宿学校的年轻姑娘想个小点子啦。不管怎样，我都认为，我的事业已经无法阻挡地陷入低谷了。这是今早刚刚收到的一张纸条，它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看！”说完，他把一封已经揉成团儿的信扔给了我。

这封信是从蒙塔格奇莱斯寄来的，信封上显示的寄信时间是前天晚上，信纸上写着：

尊敬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先生：

假如您的时间方便，我想在明天十点半时拜访您，因为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想要咨询您：有户人家想请我做家庭女教师，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聘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