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准男爵之死 第七章

厄休拉·博洛尼夫人坐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三楼的客厅里，一动不动，凝望着窗台悬铃树顶的树枝，就好像在看远处看不到的风景。她似乎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像一个装得太满的玻璃杯，只有她才能端得稳。一次震动、一次颤抖或是一次小小的失控，水就有可能全洒出来，造成可怕的混乱，最终只能导致死亡。很奇怪，她想，她对于惊吓的物理反应应该和雨果死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在她能感受到的悲恸之上，又增加了一种一样强烈、一样全新的悲恸，就和当初她第一次听到他的死讯时一样。她身体上的症状也是一样的：极度口渴；整个身体都干枯了，皱缩在一起；她的嘴里又干又苦，就好像被自己的呼吸感染了病毒。玛蒂给她煮了一壶又一壶的浓咖啡，她直接把滚烫的黑咖啡咽下，完全没有意识到加了太多的糖。之后，她说：“我想吃一点东西，一些咸的东西。凤尾鱼烤面包吧。”她想：我就像一个胸中满溢悲伤的女人，屈从于古怪的幻想。

但是一切已经结束了。玛蒂本来想在她的肩头围上一条披肩，但是她耸耸肩表示不需要，然后要求独自待着。她想：在这具身体、这种痛苦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我将再次触碰到那个世界。我会活下去的，我必须要活下去。七年，最多十年，我只需要这么久。现在她等待着，积蓄着精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无数访客中的第一批。但他是她自己召唤来的客人。有些事情必须对他讲，而且可能时间已经不多了。

刚过11点，她听到门铃响了，然后传来电梯的吱嘎声，以及格栅门关闭时发出的轻微哐当声。客厅的门打开了，斯蒂芬·兰帕特静静地走了进来。

对她而言，站起来迎接他似乎很重要，但是关节炎使她的臀部在用力的时候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她知道自己抓着拐杖头的手在微微颤抖。他马上来到她身边，说：“哦，不用了。您完全没有必要起身。”

他的一只手稳稳地抓住她的胳膊，并热切地帮助她坐回到椅子里。她不喜欢太随意的身体接触，熟人和陌生人因为她的身体不便就自认为有权利触碰她，就好像她的身体变成了一种令人嫌弃的阻碍，被轻轻地来回推搡，直到各就其位仿佛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她想要甩掉他坚定而带有占有欲的紧抓，但是又忍住了。但她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肌肉，它们在他的触碰下紧紧绷起，她知道他也没有无视这种本能的反感。他把她重新安放好之后，自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优雅又带有一种专业的从容。他们中间隔了一张低矮的小桌。一圈擦亮磨光的红木树立起他的权威地位，那是力量与柔弱、年轻与衰老、医生与其附属病人之间的地位差异。只不过她并不是他的病人。他说：“我相信您正在等着进行髋关节置换。”当然，这是芭芭拉告诉他的，但是他不会率先提及她的名字。

“是的，我已经在骨科医院排号了。”

“请原谅我的直接，但是为什么不去私立医院呢？您这不是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吗？”

她想，对于慰问来访而言，这几乎就是毫无礼貌、不合时宜的评论，或者说这就是他在面对她的悲恸与坚忍时所使用的应对方法？只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才有自信，并且能够以权威的口吻讲话？

她说：“我更愿意被当作一名享受国民医疗服务的病人。我喜欢享受自己的特权，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刚好不需要。”

他温柔地笑了，就像在哄孩子。“这看起来有点自讨苦吃。”

“可能吧。但是我叫你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征求你的专家意见的。”

“况且作为一名产科医生，我也不足以提供这样的意见。厄休拉夫人，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您难道不应该请自己的医生来吗，或者是一位挚友？您应该找人来陪着您，在这种时刻您不应该是孤身一人。”

“如果我需要咖啡、酒精或者御寒之物这些寻常的安慰，有玛蒂在就够了。人活到82岁，就算有几个想见的人，也都已经逝去了。我比两个儿子活得都长，这是人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但是我没必要时刻谈起这些。”她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更不可能和你谈起这些了”，但是她觉得这些话不用说出来就已经在这气氛中了。

有一瞬间，他保持沉默，似乎是在考虑这些字句，接受这里面暗含的道理。然后他说：“当然，如果不是您打电话来，我可能会晚些前来拜访。只是我不确定您这么快就想接待访客。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一定是在芭芭拉刚打过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信，并且让他手下的护士送过来，而这名护士因为值完夜班急着回家，都没有亲自递交信件，只是把信塞进了信箱。他使用了所有最显而易见的形容词，并不需要翻词典来审定什么是最适宜的回复。毕竟谋杀令人悚然，是可怕、糟糕、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愤慨的。但是在这封为满足社交礼仪而仓促写就的信函里，却少了一些这样的说服力。而且他理应晓得不该让秘书把这封信打出来的。但是她想，这些都见怪不怪了。拂开那处心积虑获取的职场成就、威信声望、正统教养，就露出了这人的本来面目：野心勃勃，还有些粗俗，只有在会获得回报时才会体恤人心。但是她也知道，这些结论大部分是因为偏见，而有偏见是很危险的。要是想让此次会面按照她预期中的走向发展，她就必须谨慎小心，尽可能不流露出任何不满。况且去批判那封信也有些不公平。过去三年里，他都在忙着给那位被谋杀的丈夫戴绿帽子，要给他的母亲写信吊唁实在已经超过了他有限的社交词汇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