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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省去了嘘寒问暖的环节，开门见山地说：“我想，你已经察觉到法院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了吧？”

“唉，是啊。”

“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周一的时候，我和吉思谈过了，我说尽管这个判决非同寻常，但是我认为其中并无不妥之处。吉思当时就对我明确表示过，他觉得雅各布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看出来了。”我说，然后补充道，“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杰布。我非常感激。”

“不用客气。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你下达的判决，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做出判决的正当权利。我绝不会容忍自己辖区内的法官被强权霸凌，尤其对方还是这种二流平庸的立法者，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在晚间新闻上露个脸而已。”

“谢天谢地。”

“可是，我必须得说，”他顿了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媒体会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不用他说，我已经在担心了。我说：“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因此，我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发表一份声明。这件事情已经在公众和政界中闹得沸沸扬扬了，这是性质非常恶劣的指控，如果不加以回应，恐怕对司法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不愿让人们指责我们是用法官袍来遮遮掩掩的人。”

尽管杰布在电话那头看不见，但我已经开始拼命地摇头了：“恕我直言，杰布，我觉得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以前我替富兰克林议员工作时，曾经接触过几次媒体。新闻界就像一种寄生虫：它吃得越多，就变得越大、越饥饿。你给它的越多，它想要的就更多。唯一能使之丧失兴趣的办法，就是不理会它，让它饿着。”

“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经验，一般情况下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可是，我认为你此刻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很久以前，我父亲曾经告诉我，对付强权霸凌的办法就是勇敢面对，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恶霸都是吃硬不吃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发表一份声明，把凯斯·布鲁姆的事情说出来。”

事态的发展瞬间就变得惨不忍睹。一份有关凯斯·布鲁姆的声明会招来许多细细盘查，根本就站不住脚。我都能想象得到，一堆野心勃勃的记者到处寻找一个实际不存在的高中橄榄球队教练，那个场面实在是太可怕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找的只是个虚构的人物。

我必须让拜尔斯放弃这个公关策略，不幸的是，只有一个办法能做到：继续撒谎，在一场很可能已成输局的赌博上将筹码加倍。

“呃，杰布，我不确定能不能那样对待……凯斯。如今，他已经有了事业、家庭，并且融入了新的生活环境，他身边的人没有必要了解他的过去，除非他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亲自告诉他们。”

拜尔斯没有立即回答，于是我补充道：“这不是他的战斗，而是我的战斗。如果我把他拽进来，那是不公平的。”

“你还跟他保持联系吗？”

“没有。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嗯……如果你主动联系他，告诉他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如何？”拜尔斯建议道，“你可以先征得他的许可，再用他的经历。我觉得，他现在肯定也常常跟自己教导的孩子们讲述年轻时的过错。假如他知道自己的经历鼓舞了你，说不定会觉得非常自豪，因而也愿意鼓舞其他人呢。”

“我……我不知道，杰布。这感觉就好像严重侵犯了一个人的隐私。凯斯——”我艰难地挤出这番话来——“也许会认为，他应当帮我摆脱眼下的困境，以此来报答我当年的劝慰并补偿他自己年轻时的过错。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时代电讯报》[2]做记者。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我把凯斯·布鲁姆的名字透露给他，让他就此事追踪报道一番，你觉得如何？”

电话那头显得非常安静，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惊慌失措。显然，一个《时讯报》的记者不仅无法解决我的问题，反而会将我推入万劫不复之境。

拜尔斯等着我回答，我说：“这样一来，就像靠新闻界审理案子一样了。我还是想自己承担。如果国会想对我展开审查，甚至为此指派一位特殊公诉人，那都没问题。他们查不出什么来的。我绝对不是那种在海外开个秘密账户存上几百万巨款的人。”

拜尔斯依然没有说话，但我觉得他已经被我说服了。然后，拜尔斯突然冒出一句：“在这档子事儿了结之前，你确定还要继续审案吗？”

作为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拜尔斯也兼任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只要签署一条指令，就可以立即让我停止对所有案件的审理。没错，指令的签署需要经过整个委员会投票通过，不是拜尔斯一人所能决定的。但是他能对此施加巨大的影响。